一位台湾同行512汶川地震心理援助之行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一位台湾心理学同行于年在四川汶川地震后，在灾区进行心理援助过程中所写的感悟，文章中提及了许多人名，为了尊重隐私我隐去了真名。5年过去了，国内的心理学行业发展迅速，但是这篇文章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你家里有人在地震中遇难了吗？” 　　一名挂“专家”胸牌的心理援助者正与一名学生交谈。

“有，是我的妈妈。”

“那你想妈妈吗？”

学生低头不语，眼中已有泪光。

“你给妈妈写封信吧。”学生趴在地铺上，默默地书写，“专家”看上去很着急，不断催学生“快点”。10多分钟过去，学生的信写完了。“专家”拿起学生的作业本，看了一下，把信撕了下来，夹在自己的笔记本中。

一直在旁边观察的XX大学心理学教授GL此时发现，“专家”接下来的动作，居然是一转身，走了。

“疼吗？”GL跪下身来接近这名悲伤的学生，孩子受伤的手臂有感染的痕迹，GL拿出碘酒为他擦拭。学生回答说：“不疼，妈妈要是被救到什么地方的话，那么她会更疼的……”一个多小时过去了，GL的耐心陪伴让这名学生与她越来越亲密，周围几个学生慢慢围过去……

终于，站在一旁观察的北川中学校长L校长点头了。彼时的L校长对心理援助已经烦不胜烦，太多心理援助团队涌向北川中学，走掉一批又来一批，“乱枪打鸟”。有一支“心理专家”团队为该校做问卷调查，撕开学生伤疤后没有抚慰就收起问卷走人，这让L校长非常愤怒。　

北川中学的名学生中只有多人幸存，其临时教学点设在绵阳长虹培训中心，GL和她的丈夫、XX大学博导S教授试图在这里建立自己的救助站时，L校长挡住了他们。但交涉过程中发生的这一幕，令刘亚春对他们产生了好感。

临时教学点的空地上已经架起一排排供师生学习生活的军用帐篷，空地旁边高一点的地方有一块草坪，草坪后有条臭水沟，S教授主持的心理援助站就扎营在那里。三顶帐篷，最大一顶下面有很多学生在玩沙盘。沙盘是心理治疗最常见的一种道具，为了不触及学生内心伤痛，S教授特意不带棺材等沙具，只带小动物、天使、人、花草、车子和贝壳等“正向符号”沙具。

沙盘治疗一开始并不太吸引学生，都是低年级学生，后来高二、高三的学生都来了，玩得很投入。有一次，学生们集体摆了一个“理想中的世界”：房子被摆在非常安全的高地上，却在沙子中埋了20多个小动物，而上面有很多花草、乌龟和小天使。

“这是孩子们在对遇难的同学和老师们表达哀悼。”S教授说。

学生的青睐，以及专业和持久精神让S教授团队获得了长虹培训中心的认可，分得两套专家公寓住宿。S教授说，这个心理援助站将陪伴北川中学师生3年。

心理治疗缺方法

S教授的团队是目前灾区心理援助团队中较为专业的一支，但由于缺少大灾难背景下的工作经验，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理事长W老师对他们的评价是“有点松散”。

W老师是台湾“5?12川震服务联盟”心理援助5人团的领队，是目前全台湾最贵的心理治疗师，也是S教授和GL的老朋友。队员则有社工A、心理咨询师B、临床心理师C以及行政统筹D，其中3人会讲四川话，这一多专业背景团队被内地同行称为“梦幻组合”。

台湾“5?12川震服务联盟”目前正在向全台募集心理援助志愿者（1万名）和督导（名），计划源源不断派遣专业工作团体赴川参与心灵重建，“长期认养，至少1~2年”。

6月1日中午，W等人飞抵成都后，便直接乘车去北川中学临时教学点。那天下午，W一直在观察。S教授团队的帐篷里，有的志愿者在跟个别学生谈话，有的等学生摆完沙盘后做分析，比较随意，看不出创伤心理疏导流程，团队之间缺少配合，而且还没有组建多专业背景团队，专业志愿者基本上是S教授自己的学生。

与大陆心理援助工作水平相比，台湾在心理援助方面的经验较为成熟。6月3日，记者观摩了台湾心理援助团在德阳市区一所幼儿园针对25名当地中学心理老师进行的“种子教师”培训。9?21地震后，台湾曾发展出“种子教师”作为访员，关心自己班级或邻近班级的学生，乃至学生家长，进一步筛选出高危险群的家庭，然后转介给专业团队的服务模式。

这25位老师中6位有亲友去世，其中一位有14个同事离去。这是一场培训，也是一场团体哀伤心理治疗。由社工L老师带领，大家围成一个“同心圆”，首先，L老师请不是德阳的“伙伴”往前跨一步，请他们用一句话介绍所在城市的特色。心理师LV说：“我喜欢台北的人，那里的人很温和，有很多的爱。”台北、北京、海南，几个外地“伙伴”的介绍带来一片片欢笑。

第二个环节，当地“伙伴”介绍自己的城市，一位绵竹的老师说完“满目疮痍，家园变色”8个字就抽泣起来，情境一下子由喜转悲。“请大家深呼吸，让同伴把眼泪流在同心圆。”L老师的声音变得温柔，“有眼神的接触，让伙伴不要失去联络。”低头抽泣的女老师开始抬头接纳“伙伴”们投来的关切目光。

情绪缓缓平静。接着发言的是一位绵阳的女教师，原先工作过的厂房、同事都没有了，“这是我最有感情的一个地方……”欲语泪先流。“陪着伙伴深呼吸。”L老师又温柔地说。所有的“伙伴”介绍完后，L老师总结说：“灾难重组生命，让我们看到什么比什么更重要。有人说，地震，能动的东西都被震动了，而震不动的是感情、爱情。”

接着，L老师请没有结婚的人前跨一步，有3位“伙伴”站出来，“你不是对方的太太，但是对方的伴侣，责任不用付，好处照样享受。”行政统筹D和其他两位“伙伴”新潮的婚姻观念博得大家的一阵阵笑声。接着，婚姻中的“伙伴”向前跨一步，与大家分享婚姻的好。“在灾难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在一起，没有牵挂。”掌声、欢呼声，言者一脸的幸福。

这个环节，L老师把大家从沉重引向了欢乐。

紧接着，L老师又把情境引向悲痛深处，半年内有亲友过世的“伙伴”被请向前跨一步。几位“伙伴”向大家哭诉了亲友离世的悲痛，有的春节时婆婆因病离世，有的关系非常好的同学在地震中去世，有的母亲半年前去世，有的地震中一下子失去14个同事……地震发生时的各种场景被描述出来，现场气氛无比沉重。L老师再一次请大家深呼吸，让悲伤“伙伴”感受到同心圆的支持，她示意给悲伤的“伙伴”递纸巾，让他们的眼泪尽情地流，让悲伤尽情地宣泄。

接下来的环节叫“冥想”，为揭开的心灵伤疤包扎。

所有人的眼睛都闭上，“想象宇宙间有一道白光，最迟的一道光，最纯净的一道光”，一片深呼吸中，耳边传来L老师低缓的声音，“每个人对死后的想象是不一样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辞别世上劳苦得到安息”，李开敏一边请大家深呼吸，一边不断提供各种正向信息，“在光里面，是自由的生命，重生的生命”。

“说，在我心里永远有一个你的位置。”李开敏教大家在心里感谢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生命，并把祝福送给生者，“祝福的光芒无远弗届，扩大到全世界受灾难的人类”，然后回到自己，“叫自己的名字，对自己说：终于离苦得乐，感谢我的生命！”至此，“冥想”结束，刚才泪流满面的“伙伴”已经恢复平静。

最后一个环节，L老师带领大家做平衡体操，现场气氛又轻松愉悦起来。

虽然参加培训的老师们都受过专业心理学教育，但他们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一个完整而专业的团体辅导流程。在这个流程中，L老师筛选出了“高危人群”，并利用团体的力量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团体辅导可以为心理创伤者把力量感带回来，并为其建立新连接，其痛苦有“伙伴”分担。一位“伙伴”当场告诉L老师，感觉心理压力减轻了许多。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援助团志愿者Z老师告诉记者，目前在四川灾区的心理援助团队最缺的正是团体辅导技巧和经验，“有人在做，但比较生硬和做作”。

被忽略的官员、家长和志愿者

6月2日，由中科院心理所安排，台湾心理援助团来到绵竹体育中心——这里刚开工修建，地震后被用来安置受灾民众近3万名。前一天，心理所在这里成立了心理援助工作站，由于缺乏专业志愿者，尚未开展服务，W老师等人的到来正是时候，心理所请他们给学生上心理辅导课。

有的班级设在帐篷里，有的班级设在修了半截的一个高大的水泥架子里，都是各学校幸存学生凑起来的“临时学堂”，有的班学生来自10所学校，学生互不认识。“临时学堂”在安置点贴广告招募教师，还没有固定教师授课。

辅导课上下来，W老师发现大家都不约而同从班级建设做起，帮助选班长，帮助学生们互相认识，建立新关系。社工L老师问学生喜欢听四川话还是普通话，学生们齐声回答：“四川话！”她便从头到尾用四川话。而A老师的开场白“我是一个不吃辣的四川人”，则令学生们捧腹大笑。

下午，部分被挖出来的课桌被运过来，一些民众跑过去搬椅子坐，不料被看管的志愿者厉声斥责。A老师见状，对志愿者说，要温柔。“这个时候，民众最讨厌官僚作风。”

A老师特别希望有机会为忍辱负重的干部和管理者们做心理安抚和辅导，给他们讲“安心四宝”——温柔、美德、智慧、持久。他特别强调干部在救灾中要有美德：“社会养你长大，人民在养你，灾难发生，正是社会需要你的力量的时候，这种服务不是管理，更不是施舍，是回馈。”

目前，对奋战在一线的干部和管理者，有关方面仍停留于表彰、给荣誉，营造英雄主义氛围等做法，还不习惯使用心理抚慰和价值引领等新手段。

灾难之后，受灾民众必须和政府机构打交道，以得到协助，因而经常会被一些规定、繁琐的手续、争论、拖延、失望所烦恼。因此官员的一些不当做法，在救灾中被心理学者视为“二度灾难”——官僚作风意味着在社会关系中的非人性化、墨守成规、威权而僵化的规则及过程……因而提醒心理援助者，“必须协助人们找到宣泄愤怒及挫折的积极管道”。

在绵竹，ZHP老师曾经试图去安抚那些抱着孩子遗像请愿的愤怒家长。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老师给记者讲述了一些经历。“你行吗？”家长们瞪大眼睛，张慧萍感觉自己好像在被质问，而她除了听他们哭诉，“不知道做什么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太有挫败感了，”她说，“家长们情绪非常不稳定，说什么都不听，他们只要孩子。”

其实，关键是要为家长们找到“宣泄愤怒及挫折的积极管道”，中科院心理所所长Z便认为，家长们的告状，政府可以接下来，然后快速调查处理，给出合理解释，平民愤，这便是很好的心理疏解管道。可惜那些生硬地拦住家长们的人，“不懂心理学”。

台湾心理援助5人团还到两所大学做了培训。6月4日，他们前往彭州市西华大学音乐系的音乐厅，为团中央组织的青少年心理援助志愿团（第二批）和西华大学的学生进行讲座式辅导。6月5日，飞赴北京，在中央民族大学为即将出发的青少年心理援助志愿团（第三批）培训。

L老师告诉志愿者们，每一个助人者都是血肉之躯，都有可能受到“二次创伤”。台下第一排坐着第一批青少年心理援助志愿团，他们刚从灾区回来。这个讲座对他们来说，便是一次团体督导。L老师把话筒交给A老师，他很快从他们当中筛选出一位“二次创伤”者，并对其进行现场督导。

他叫FZY，虽然已经回到北京，但是他的整个情绪还停留在灾区，他的老板很高兴公司的一个项目经理回来了而不是一个志愿者平安归来了，这让他很愤怒。回到家，他发现孩子惊诧地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这同样让他很愤怒，因为孩子不理解他的心情。

接着，心理咨询师B在现场进行了一次“艺术治疗”培训。

她请大家拿出纸和笔，请大家用一个颜色来形容地震——黑色、灰黑色……用一个动物来比喻地震——狼、猩猩……再写下地震的象征——天地不仁、生命重生……她又请大家分别用2~3分钟展开书写，诠释它们。

一位从灾区归来的志愿者被邀请诵读她对地震“颜色”的书写，她把地震描绘成红色，“鲜血染红裂开的大地”，描述了自己在灾区看到的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画面，声泪俱下，最后一句，她大声质问：“亲爱的大地啊，你到底要问我们要什么？”听者动容，泪眼模糊。“二次创伤”之深令人触目。

话筒交给L老师，由她收尾，这个环节名为“我欣赏我”，请灾区归来的志愿者与大家分享心得。有的志愿者自豪地说，我欣赏我做到了陪伴，而不是干扰。有的志愿者说，我欣赏我得到了信任。有的志愿者说，我欣赏我不是过渡涉入，而是以服务对象为主……这个收尾环节，L老师轻松地把现场气氛从沉重中带出来。

L老师点评说：“知道自己的界限，怀着一颗平常心去助人，不要让心理援助神秘化，也不要神圣化。”她特别强调多专业背景团队的必要性，既能像他们一样互相配合为他们作团体辅导，又能互相支持，避免志愿者变成创伤者。

乱枪打鸟需整合　

台湾9?21地震之后，组合屋里出现过酗酒、赌博、强奸等案件，前车之鉴，历历在目。灾难程度更甚的汶川地震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危机？最后会不会演变成集体社会心理创伤，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破坏人在社会中的安全感？如果那样，“付出的社会代价会很大”。

台湾的经验是，构建三级同心圆心理重建体系。

第一级外圆纳入公共卫生体系，政府出面，%覆盖，发动志愿者一一登门走访所有受灾家庭，安抚幸存者，发放问卷，“当年台北市政府第一次做到这么细时，民众非常感动”。通过筛选，会有近45%的民众因心理创伤被纳入中圆，由专业团体追踪服务。最后会有15%左右进入内圆，医院，常规治疗。　

依据以上比例，中科院心理所所长Z估算未来四川可能有30万人发病，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遗憾的是，心灵重建仍未真正纳入灾后重建体系，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心理援助团主要把精力投向学校，投向青少年，至于服务成年人幸存者，尚缺乏整体规划和安排。

与W老师交谈时，S教授感慨地告诉这位好友，“北川中学太有新闻价值了”，不仅领导、明星、媒体争着来，心理援助团队也争着来。

S教授说，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和科技部官员已经过来“打招呼”，希望他们挂到心理所名下，他拒绝了。理由是，对方是做研究的做不来临床，另外自己是志愿者不愿受任何单位雇用。反过来，记者听到心理所对S教授团队的评价是：“太草根，没有政府支持，无法整合资源，长期运作会很艰难。”

整合不了S教授团队，心理所干脆自己设站，6月2日，“四川省抗震救灾‘安置安心’心理援助绵阳北川工作站”正式挂牌成立，这个工作站“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北川中学名师生”，与S教授团队的服务对象一致，形成一锅饭两家吃的局面。

心理所的工作站比较强势，它有四川省科技厅和中科院成都分院的支持，设站过程基本没有遇到阻力。两家争饭吃会导致重复服务等扰民问题，整合是必由之路，但心理所的官方背景又让S教授望而却步。

后来，W老师等人在德阳和彭州为两支心理援助团队提供培训，令他惊讶的是，这些团队也互不隶属。眼下，近支心理援助团队基本上都是散兵游勇，有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已经占地为营，中科院心理所有心整合一些专业性可靠的团队，但目前对方却不一定看得上它。W老师等人便是心理所邀请过来的，他们被心理所安排为其他团队培训，心理所的目的是借由培训服务整合一些团队，形成合作。

其实，四川省有意统一协调管理，规定心理援助团队到团省委报到，由团省委协调安排。根据团中央部署，各省官方心理援助团队由其团省委动员和组织，并到四川团省委报到。医院的负责人对记者介绍说，各省组织的团队鲜有长期规划，多是临时性援助，因而被批评为蜻蜓点水，半途抛弃服务对象，很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与此相比，团中央亦组建了一支专业团队，记者在彭州碰见这支队伍时，他们告知，这是一支打长久战的队伍，而他们并不受四川团省委管理。

并不是每一支团队都向团省委报到并由其统一协调安排，类似中科院心理所和团中央这两支中央级团队，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开展工作。另外，由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组织的心理援助体系亦不隶属四川团省委，而且教育部门与卫生部门之间亦不互相隶属。

至于草根心理援助团队，很多队伍因为不喜欢与官员打交道，根本不向四川团省委报到，而是自己深入乡镇山村提供服务。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草根，各自为战，目前基本上处于乱作一团的局面。

“政府间整合很难形成，团委不听卫生局的，卫生局长也指挥不动团委；志愿者更不好整合，有的志愿者做两天就走了，招呼都不打，根本不听话。”医院的院长抱怨说。医院的党委书记认为，心理援助最可靠的两支官方队伍，一支是教育系统，一支是卫生系统，两者都有一套从中央到乡镇的管理体系，这样的组织基础才有可能保障长久服务。

一个事实是，教育系统的心理专业人才最多，从大学到中学都配备有专业心理老师。教育部反应也最迅速，第一时间在成都开会部署，“哪些人可以提供服务，谁是主要服务对象，怎么开展工作，一个晚上就拿出一套长期运作方案”。相比之下，卫生部门反应慢得多，到现在还在思考如何建立长效机制。与教育部门合作，直接享用他们的平台不是很便捷吗？当地一位卫生部门负责人介绍说，教育部的部署会议请卫生部门参加了，但待其服务体系建立起来后，再也没有请卫生部门参与，“合作还是很难的”，条块分割的政府管理体系让这位负责人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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