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竹市

微文章宏篇大气的散文什么是中国


你问我什么是中国性格,其实就是问:什么是中国?   什么是中国?   中国是诗书礼易、唐诗宋词、高宗孝武、仓颉玄奘、解县关云长、常山赵子龙。   不过,中国也是夏桀殷纣、赵高秦桧、酷吏来俊臣、阉竖魏忠贤;口蜜腹剑李林甫、焚书坑儒秦始皇;还有专食人肝赵思绾、屠尽四川张献忠、扶不起的刘阿斗、贪不完的清和珅,跳梁小丑袁世凯、虎头蛇尾汪精卫。   什么是中国?中国是惟一从未中断过的古文明。

按:说到中国的文明而不言天,道,神明,帝王,就很难深入简要透彻明白这个国家。每个文明都是在一个无形大力法则中逐渐衍化诞生的。中国的文明就是彻底的大道精神的产物,虽然这个大道精神会在每个历史时期,有所变化,有所进退,但是道总是恒常不变的。

  诞生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立国于公元前年,为人类带来汉谟拉比法典、楔形文字和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空中花园,文明史延续两千多年。   诞生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立国于公元前32世纪,历经31个王朝,文明史全长多年,领土涵盖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以色列、耶路撒冷、土耳其、约旦和沙特,为人类带来象形文字、金字塔、几何学和历法。没有古埃及文明,就不会有后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   诞生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立国于公元前年,疆土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不丹、尼泊尔和阿富汗。阿拉伯数字即源于古印度,只是通过阿拉伯传播到西方。文明史全长年。   因此,古印度并非印度,古埃及也并非埃及。至于古巴比伦,今已不存。   所有的古文明都已灭绝。古巴比伦公元前年灭于亚述帝国。古埃及公元前年灭于汉斯帝国。古印度公元前年灭于雅利安蛮族,古印度人沦为第四种姓,即今之贱民。   它们灭绝至今均已超过年,所以在史书上它们前面都要加一个“古”字。

按:文明的灭绝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是可以简单归结为其文明之道有巨大无法克服内在弊端,导致整个文明的灭绝。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这些文明的特点,就很清楚,他们虽然也在各个方面呈现了无比辉煌的一面,唯独在长生久视方面,显得格外薄弱。但是这一点正好是中国化夏文明中最为突出的一点。

  中国文明公元前年发源于黄河岸边。硕果仅存。所以,史书上并无“古中国文明”。它从来都叫“中国文明”。   “中国”也曾几度亡国   中国文明从未中断,因为它的苦难从未中断。而一个国家最大的苦难,只有亡国。前三个古文明,都随亡国灭绝。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亡过国。   南北朝五胡乱华已可算作亡国。其后孱弱的宋朝一直遭契丹、女真和蒙古的烧杀奸掠,上百万平民惨死于屠刀之下,或成为军粮。元军南下,一路屠城,士兵业余体育活动是比谁砍的人头多。当时中国北方登记人口四千五百万,元军过后,只剩六百多万,中原地区赤地千里,白骨遍野,水井塞满死尸,致水不可饮。

按:《道德经》曰“死而不亡者寿”。中国文明不仅仅不断,而且数次亡国而再生,还使得灭国之国彻底消失衰落,这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的特殊内在特性所致,也是世界其他文明所不曾经历过的结局。贫道以为死是自然现象,但是妙道其实在这个“死而不亡”之中,历史学家们要认真体会其中的奥义,谁使之“死而不亡”。

  有愤青说,小小蒙古灭了大宋,并不证明蒙古强大,而是证明宋朝有问题。   真知灼见。要知道,指挥元军灭宋的,是河北涿州汉人张弘范。   元军后来打弹丸小国越南和日本都攻不进去,可十几万元军,却击败超过一百万的宋军,灭总人口超过一亿的中国,杀人超过五千万!   当然是宋朝自己出了问题。我们就应当讨论一下出了什么问题。

这是中国第一次亡国。

按:宋朝的问题很多,但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是个祸根。宋朝的富庶实乃天下奇迹,导致整个宋家王朝的官员都沉侵在对治国的盲目乐观无知状态,可以从他们对道教人物盲目崇拜和各种神灵说法存在天真的观念看得出,宋朝是一个朝政无道的国度。最起码的“近鬼神而远之”应当在前半部《论语》中吧。关于这个问题贫道还要专题研究。但是贫道一直怀疑“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意义之严肃性,无论如何谁都无法得出结论说蒙古人先进,更无法说宋朝落后,连相对落后都无法判定的。可以基本说宋朝是大大先进发达超过蒙古的。但是有一点,在野蛮的环境中,过度文明就要挨打,是比较精准的描述。而且也适用于当今国际形势。

     年后(年),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与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为妓女陈圆圆率数十万雄师激战山海关一片石,清军多尔衮在洪承畴谋划之下斜刺里杀出,大败李自成,轻松摘下北京。年,明朝末代皇帝永历被吴三桂绞杀于云南。年,降清明将施琅率清军攻入台湾击败郑成功后人,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   这是中国第二次亡国。

按:大国一旦亡国就不完全是别人的事情,自己问题占90%,但是这里面有个道道,周边国家为啥这么喜欢折腾中国?其实汉武帝就知道“虽远必诛”很要紧,但是明朝属于“君非亡国之君,臣非亡国之臣”但是奇迹般地亡国了!那么别人的问题也很要紧。周边都是流氓国家,就不要幻想他们会帮你整顿边疆,扫清世界。其实即使再富强,也要掠夺一下那些穷困的无赖的大小混混,不然他们小爪爪总是会抓人的。这就是儒家的糊涂,道家的深湛之不同。

  清军长驱南下,明朝养了无数个千日的武将们降了一地,只一介文臣史可法死守扬州七天七夜方告失守,清军屠城十天十夜,史称“扬州十日”,死难者逾八十万。   一年后,清军下令江南人民十日内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嘉定人黄淳耀和侯峒曾遂率嘉定人民起义。在徐州守城时望清军旗帜而降的明朝总兵官李成栋此时大勇,亲率清兵攻入嘉定屠城,杀两万余人,女子容貌不佳者当场砍头,年轻貌美者均遭“日昼街坊当众奸淫”,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三日后,嘉定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堆过水面数分之高。   事后,李成栋运三百船金帛美女回老家。江东人朱瑛再入城组织抗清,旋败,嘉定再遭屠城,“城内积尸成丘”,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后明朝总兵吴之藩造反,再占嘉定,亦败,嘉定三遭屠城。   明朝军队超过百万,居然被十几万清军纵横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不止扬州和嘉定,被屠城的还有江阴、昆山、常熟、苏州、南昌、海宁、广州、赣州、湘潭、大同、厦门等等,不可胜数。清军在关内一直杀了37年,共杀人万!明朝天启三年()中国登记人口万,到清顺治十七年()年清朝江山底定,锐减为万,全国人口被杀掉三分之二。

按:贫道没有在明朝待过,但是知道冷兵器时代的十几万杀百万,加上老百姓三千万,这不是人家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而且肯定是脑子的问题。你到汉朝唐朝都杀杀看,那时的老百姓不会让你随便杀着玩的吧。是什么精神让汉族麻木到这样,要仔细想象。儒家,道家,法家都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法家是“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哪一家这么脑残,大家还是要琢磨明白。有人说贫道没有提及佛教,似乎在影射佛教,其实这个话题不是这样简单,治国的事情不是哪一家的问题,是国家当政者整体境界和治理水平决定的,这是贫道的核心观念:莫说他人如何,且看自己咋样。

  谁代表中国性格?   元军铁骑攻破长沙,岳麓书院数百书生以赤手空拳相抗,全数战死,无一降者。   七百多年后,汶川大地震,四川绵竹东汽中学51岁教师谭千秋力抗断墙,身殉学生。   谭千秋毕业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就是湖南大学前身!   元至元十六年(年),张弘范率元军在崖门(在今广东新会)全歼南宋残余部队,末代宰相陆秀夫身背9岁小皇帝赵昺投海,张弘范在崖山石壁刻“张弘范灭宋于此”,高奏凯歌而还。后人在前加刻二字,变成“宋将张弘范灭宋于此”。崖山海战,南宋军民集体跳海殉国,次日海面浮尸10万!所以才落下了那句话: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中国人,从未认可这句话!

按:看看说话的心态,想灭掉中国的人,何其用心呀!可是为啥如此憎恨美丽富饶温和的中国呢?可能大家没有想过,与流氓无赖打交道时,应该如何沟通才能搞定,或者教化,或者同化他们,你反正不要总是君子模式“反身求诸己”,此时特别要清醒艺术化明明白白地“知白守黑”,人类中的确有劣等群体,没有道化的群体,总是要吃人的。

  史载,富饶文明、民风柔弱的江南小镇嘉定,历经“三屠”无一人投降,个个“留发不留头”。   史可法城破被俘,清军多铎劝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慷慨就义,尸骨无存,家人只好将其衣帽埋在城外梅花岭作衣冠冢,迄今尚在,后获谥“忠正公”。史可法母亲临盆前梦见文天祥进家门,其后生下史可法。不论这个故事是否传说,史可法都已并肩文天祥青史留名。他为国捐躯时比文天祥还年轻3岁。清朝皇帝乾隆盛赞史可法等明朝忠臣为“完人”:“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

按:一般人不明白儒教的“杀身成仁”,“可杀不可辱”是拿来干啥用的。其实国家就是暴力冲突中的产物,越是美丽富饶的国度,越是危机四伏,因为你在炫富的同时,最   年,江阴人因“剃发令”公推阎应元和陈明遇为首领造反,24万清军围攻这个弹丸小城,81天不下,连丧“3位王爷和18员大将”,损兵7万5千余人。8月20日城破,杀红眼的清军下令“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全城人民连囚犯与妓女在内“咸以先死为幸,无一顺从者”。屠城持续三天三夜,死者十七万二千,仅余老幼53人。

按:咸以先死为幸,无一顺从者”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面。外来民族为何要拼命屠杀汉人,并且每下一城必定要杀光汉人,这其实就是周边国家民族肉体虽然相当强悍,但是精神绝对不敌华夏文明,不杀光永无宁日。此乃精神强悍的震慑力所在。其实,世界列强们明白,不杀尽中国人就无法征服中国,杀尽更无法征服,而且还面临自己亡国的可能性,那就只要采用点不杀之杀的手段,关键是要在精神上暂尽杀绝中国人的中国心,这一点也许大家都看出来了,但是可能不少人已经着了道。哈哈!当然,贫道还没有说完,为啥要落后民族,或者愚昧的精神,都要想折腾中国?(为了证明我们中国总是被落后民族攻打,贫道在后面附录了一片小文关于宋朝的轶事。)

  从战略上讲,史可法、文天祥、陆秀夫、黄淳耀、阎应元做的事情毫无意义。他们保卫的政权,已经从上到下烂透了,他们拼上满腔热血身家性命,也根本无法挽亡国狂澜于既倒。   从人类文明史上讲,只有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才有意义!没有他们,谈何中国性格!   你真认为这些长年在朝的高官不明白国家政权已经腐朽堕落?你真认为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帅不明白什么叫做“战略”?你真认为这些饱学之士是书呆子,不知道什么叫作“意义”?   设想一个只有张弘范和李成栋,而没有文天祥和史可法的中国!那样的中国,还可能存在吗?还有必要存在吗?   佟麟阁,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抗战时北京南苑大战前,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下令佟麟阁撤军回城,他夫人更来信称其父病重盼归,佟麟阁回信:“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乃集合所部大呼:“此杀敌报国之时也!”后果然求仁得仁,以身殉国。   移孝作忠!壮哉佟麟阁!北京复兴门内,至今尚有佟麟阁路。   文天祥的中国性格   中国性格,是顽强!   什么叫作顽强?顽强就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中国文明从未灭绝,端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按:很多人在“明知其不可为”上都有不少英明的见地,但是“而为之”这一点几乎都会退缩。其实这就是圣者与常人的区别,有道者与无道之间区别。只有圣者才清楚,天下事皆属不可为。天道运营宇宙,“不知常”之人心在妄作万事,所以招凶自祸。中国的文明程度太高,属于世界上绝无既有的一味、过分、仅仅、发展文明的唯一国家,当然容易产生诸多空档,譬如在军队将领统御制度,领土疆域划分问题上,就会产生诸多配套不合理现象。

  年1月28日,精忠报国的岳飞被赵构和秦桧以“莫须有”(也许有)谋反的罪名毒死于临安(杭州)风波亭,时年39岁。岳飞临刑前挥笔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宋臣文天祥顽强抗元,年12月20日被伟大的张弘范击败于五坡岭,吞冰片自杀未死。张弘范将他押往崖山,让他写信劝降宋军,文天祥抄下自己的诗《过零丁洋》给张弘范。张伟大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掩卷长叹,遂不再强迫。   文天祥被囚四年,降元丞相留梦炎前来劝降,文天祥不见;降元宋恭帝赵显前来,文天祥北跪于地,泪流满面,仰脸朝天曰:“圣驾请回”,赵显无颜以对,废然而返。最后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出马许以宰相之位,得到的回答是“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愿一死足矣”。年1月9日,47岁文天祥在大都(北京)柴市口面南而跪,引颈就刑,永照汗青。   袁崇焕的中国性格   明朝袁崇焕死得比文天祥和史可法还惨。一代名将袁崇焕数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后明思宗听从谗言于年12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半年后车裂于西市,弃尸示众,并诏告天下袁崇焕“卖国通敌”,为国捐躯时与文天祥一样是47岁。深受清军荼毒的北京市民不幸相信愚蠢政府,“见磔崇焕,时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   袁崇焕被他深爱的、他冒着枪林矢雨满腔热血竭诚保护的人民“食肉寝皮”。   是夜,其卫士佘某趁夜盗取袁崇焕头颅埋于北京东花市斜街52号院内,并嘱子孙不回岭南老家,世代留京守墓。此墓至今尚存,守墓者是六十多岁的佘幼芝,她自称从年至今佘家已守墓17代,年。

按:岳飞袁崇焕是自己人干掉的,文天祥史可法是异邦敌对国家杀害的,两家对高级将领的态度几乎完全相反,(一下自行删去字)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中国出现了与世界关系产生了文明冲突矛盾之际,如果当政者不善于理清国家发展的思路,不能理顺周边国家关系,不能搞定内部人员安顿,等等问题时,结局必定是自己人整治自己人。其实如果把岳飞和老袁流放发配到新疆,或者西伯利亚,或者南美,甚至欧洲的小城镇去,宋朝和明朝的结局可能会完全不一样。这样做的文明基础是:道化世界是中国国家文明原生特征,是最应当不断实现的基本精神,而这些人物都可以作为这个道化的人文范例进行输出,这个世界将会大大改观。设想岳飞被流放到新疆最边上一个小镇后的场景:一、首先他会每天朝大宋方向燃香叩头,二、建立一个道观为宋朝皇帝祈愿,三、当地的所有驻民甚至土匪地方军队都会来拜见并十有八九臣服于他,四、如果他有闲心狩猎的话,周边方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小国家,都会向他学习华夏文化并且给他进贡,五、这一点非常关键,蒙古人肯定不敢轻举妄动,后面这个如狼似虎的家伙,绝对随时都会进击他们的后方。甚至干脆决定纳入中国版图。关于袁崇焕的西伯利亚流放一事,其结果更加有趣,但是有碍于目前大国之间友好关系,暂时删除全部构想。

  明朝皇帝后来明白自己是混蛋,下诏为袁崇焕平反。灭明而立的清朝出了个皇帝乾隆,年,他隔山打牛再次下诏为袁崇焕平反,称其“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哪一种人最受人尊敬?就是那种连敌人都尊敬的人!哪一种人不受人尊敬?贪生怕死,见钱眼开的叛贼!   乾隆最后核准表彰的明朝忠臣有人之多,他读史可法写给多尔衮拒绝降清的回信后叹道:“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矣”,遂下令将原为禁书的该信原件全文刊刻,彰表天下。   乾隆这么做,当然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统治”。   无论时光如何荏苒,无论人类怎样进步,中国文化里,“爱国忠臣”和“贪利叛贼”,永远是大大不同的两回事。这就是中国性格。   精通中华文化的乾隆知道,他必须唾弃叛贼,哪怕是为打下大清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叛贼,否则,他就无法“维护自己的统治”。   满清屠遍中国,也没能让中国人全盘接受满清文化,而中国文化没杀乾隆身边一个人,他却心悦诚服地全盘接受中国文化。   那么,到底谁征服了谁?或者说:哪一种征服才能称之为征服?

按:华夏民族得以发达,除了那些家喻户晓的绝唱之外,实乃依赖古代圣者给出的治国中之妙道,此道妙的不可思议,才能够“死而不亡”,才能够亡国而不亡其神,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无限延伸,乾隆皇帝不过是在位时看到了其中的力量,里根、普京、梅捷耶夫登上了帝王之巅才看到了其中力量,联合国秘书长也许看到一点妙意,但是毛泽东周总理肯定是深喑其妙乃至运用自如,不过我们还有许多案例和反例,……。

  爱国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   综观人类文明史,其实只有一柄无剑之剑。这柄无剑之剑就是文化。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一路走来,从未改变:每一次的天朝沦落,都会继之精卫填海,卧薪尝胆。每一次的血海没顶,都会带来鲲鹏展翅,凤鸣岐山。   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巨型炼钢炉,无论有多少不肖子孙,无论有多少叛臣国贼,它永远炉火烧得通红,外质一旦进入,其中的杂质就会变成一缕青烟消失,而其中的铁质就会锻造成为精钢。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性格。

按:中国人爱国思想,早在五千年前,其实就已经是道德仁义的外化,具有完备人类精神和顶级世界眼光的文明特征。许多人都喜欢把爱国和民族主义连接起来,甚至称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一点其实是不了解华夏文明的基本特点,同时把他国低俗见地胡乱做个比较,而导出的偏见。如果说罗马人具有狭隘的xx,或者希腊人很狭隘,甚至美国人都可以纳入到这种狭隘眼光之中,但是中国文明从来就不会与任何“狭隘xx”相关联,这是华夏文明深湛广博兼有的特点。华夏文明是法天象地的文明,变易无穷,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大道之光,尊道贵德的人文妙性,这些特点本身具有宇宙终极导向特征,所以中国的爱国,就是天经地义的仁德之心,此乃人类永恒大福之根。

  中国性格不是吴三桂,不是洪承畴,不是李成栋,也不是张弘范。如同宋恭帝赵显并不代表中国。   中国性格是岳飞,是史可法,是袁崇焕,是陆秀夫,是佟麟阁,是谭千秋,是历尽三屠仍“无一降者”的嘉定百姓,是十七万二千“咸以先死为幸”的江阴人民。他们才是中国!   中国,是他们的中国。   中国文化,是充满尊严的顽强,是即使已经被贪官污吏祸害到无力抵御外侮、却仍然不屈昂首面对侵略者沾满鲜血的屠刀,心中充满必胜的信念。   是的,中国确实经常被打败。   但是,中国文化从未被摧毁!   五胡乱华时中国同时有二十多个国家,民国时期,中国先后有7省联治和12省联治。联治,等于宣布独立。所有这些分裂,没有一次成功。   中国文化中,卖国,是子子孙孙不可承受之重。

按: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皆以天朝为根,以天国为父母,这是精神灵魂深处自然产生的共鸣,不是普通的洗脑或者教导可以触及的地方。死乃人所大恶,然而为国赴死确是华夏之根性。因为从骨子里觉得,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值得我们渴求,根本不再国人视野之内。这是因为本土文明的高度使然,贫道的意思很清除,自古以道立国的文明古国,精神高度超高,文明程度太超强,必定导致全体国民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在大道文明之中,舍此别无他想。

  我认同对中国文化阴暗面的任何沉痛反思、尖锐批评甚至切齿怒骂。只要你骂的确实是阴暗面。   你真以为我对中国文化阴暗面的了解比你少?   然而,我鄙视那些宣布岳飞、陆秀夫是“愚忠”,诬指文天祥、袁崇焕为汉奸,推崇洪承畴是识时务之俊杰,呼吁为秦桧平反,痛惜汪精卫被误解、听到“爱国”就狂呼“狭隘的民族主义”,听到“中国万岁”就连叫“意淫”的中国人。严重鄙视。强大并不自动等于伟大。

按:当然我们不能不说一下,其他国家虽然该欺负的欺负过了,该杀的也都杀过了,现在该占便宜的也都占去很多便宜了,下面他们还是,并且永远不放心的是:华夏文明将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回扣”?这个话古人早就说清楚了:“楚虽一人,亡秦必楚!”我们给世界的一个短期答卷是,随便世界给中国出什么样的难题来测试这种文明的底线,最终大家还是要跟着老子走。

  现在世界上没有比美国更强大的国家。但是,今年初我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学,看NBC时亲耳听到一个美国著名教授说,美国根本不配自称伟大国家。伟大国家,是那些经历过历史最低潮,甚至亡国,却总能够依靠自己重新站起来的国家。   是的,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教授是对的。

按:其实美国始终没有在世界上站稳脚跟,因为她的口号是虚伪的,行为模式是无聊无赖的,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劣根性,永远无法发展出一个能够与华夏文明匹敌的文化,她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是她本身就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的能力。(以下删除52个字)所以从美国勉强成为超级大国的那一天起,世界就没有一天安宁过,和以前的无道昏君一样。

  见过所有的风雨,走过所有的逆境,挺过所有的失败,不止一次地从血海覆灭中浴火重生,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伟大国家。   伟大的国家,都拥有充满尊严的顽强。   伟大的汶川在世纪大地震中展示了中国充满尊严的顽强。   全世界都在看!   伟大到底有多大?   伟大不是占领全世界,伟大不是杀死全世界。   伟大,也不是让全世界照抄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让全世界宾服自己的意见。   伟大,是博大精深到无法从地球上抹去的文化。是亡国灭族都无法让它中断的文化。是抽去它世界历史就得完全重写的文化。是连征服者也不得不心服口服虔诚皈依的文化。   中国是伟大的。她的伟大甚至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些不肖子孙来承认。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并不全对。   性格,就是命运!   命运,就是性格!   中华文明厚重深远绵延至今不绝,其实早已经证明中国的性格。   五千年来,我们这个国家历尽劫波,然而,即使亡国,我们这个国家,依然有无数壮士心决,豪杰义烈,他们总会顽强扛起中国脊梁,出血海而不折,仰首青天,锵然唱一声黄钟大吕,秦腔激越: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按:贫道设想,假如中国人手一本《道德经》的时候,世界会做何等反应?(以下删除字。)首先这个成本是很低的,一本《道德经》才0.80元,14亿人只需要11.2亿人民币,也就是大约10%的尼米兹价钱。用这样小钱,获得永久的世界和平+道化世界+幸福世界,贫道以为是非常合算的买卖。

为什么说宋代已出现了近代化?宋代是继汉初之后的又一个商业繁华期,商业化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一位宋朝人看到,“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宋朝人家有了闲钱,即拿出来投资。一些汉学家甚至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既然称之为“商业革命”,当然需要有革命性的经济表现。宋代在经济上确实出现了革命性的变迁:——“田制不立”,即国家承认完整的私有产权(中唐之前实行均田制,产权的自由交易是受到限制的)。——农业生产力获得革命性的提高,特别是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与复耕技术的推广,让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是,才可能从土地中析出更多的赋余人口与农产品,流入城市与工商业。——原来束缚了商业自由的坊市制在宋代彻底瓦解,街市制开始形成,“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在宋代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海外贸易高度繁华,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市舶司(海关)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万贯(明代在“隆庆开关”后,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进出口总额约为万贯。——商业信用非常发达,从北宋到南宋,陆续出现了便钱(类似于银行汇票)、现钱公据(类似于现金支票)、茶引、盐引、香药引、矾引(类似于有价证券)、交子与会子(法币)等商业信用。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区域的市场交易是不可能达成的。——商业化的深入,表现在国家财税结构上,即农业税的比重下降,商业税的比重上升,南宋淳熙—绍熙年间,来自非农业税的财政收入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这是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事情,要到了19世纪的晚清,洋务运动之后,清政府的田赋比重才下降至48%。宋代商业化的展开,也是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市场化不但表现为民间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宋代江南一带的许多农户,基本上已经不种田,“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而且,国家也放弃了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用市场机制获取政府消费品、调拨公用物资,甚至使用经济制裁的威慑来维持与邻国的和平。货币化的趋势在宋朝也非常明显。宋政府每一年都要铸造巨量的货币来满足民间交易,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万贯,平常年份都维持万贯至万贯之间;明代近年的铸币总量,宋人用两年时间便铸造出来了。为什么宋人必须大量铸造货币?因为需要满足货币化的时代需求。不独市场交易以货币结算(在自然经济时代,还可以以物易物);官吏与雇工的酬劳,也要用货币支付,而在宋代之前,工资以实物为主,货币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宋朝国家的税收,也从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过渡,北宋治平二年(),宋政府货币性岁入的比重超过了50%;王安石变法更将力役也折成货币结算,显示出货币化已成大势所趋。宋代的城市化也有革命性的表现:城市人口的比重达至历代最高峰。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到22.4%。如果据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一些研究者因此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还有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原始工业化”。一个最能体现宋代“原始工业化”的例子是铁的产量:由于煤矿的规模化开采及应用于炼铁,北宋的铁产量表现出飞跃性的发展势头,而英国要到16世纪的工业化早期才产生类似的“煤铁革命”。大量的科学技术也应用于手工业生产,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称:“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2上面我们从经济变迁的角度描述了宋朝的近代化表现,接下来我们再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观察宋代——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大变迁:唐代有部曲,是世世代代为门阀世族耕种的农奴,没有独立户籍;唐代的奴婢也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不独立编户,是附依于主家的贱户;入宋之后,随着门阀世族的瓦解,部曲与贱口都成为了自由民。宋代的佃户与地主不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关系,只是结成经济上的租佃关系,租佃关系基于双方的自愿结合,以契约为证。宋代奴婢与主家之间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同样基于双方自愿的契约。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核心意义就是“契约化”——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转型。这个契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平等化的进程。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在宋代之前都属于贱民,而这些贱民到了宋代,都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说,从前的贱民现在已经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拥有平等的法律主体资格:“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贵族的消亡,推演着一个平民化社会的来临。宋代之前,政治几乎为贵族垄断,唐代虽有科举制,但借科举晋身的平民官僚,寥寥可数。宋代情势一变,取士不问世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钱穆语)。据学者对南宋宝佑四年()《登科录》的统计,在名宋朝进士中,平民出身的有名,官宦子弟有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作为平民社会的表征,宋代的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也一齐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贵族掌握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而宋朝的学校则向全民开放,包括“工商杂类”的子弟均可进入州县学校读书。文学、音乐、美术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层人玩的高雅品,进入宋代后,才产生了完全属于平民(市民)的文学、音乐形式,如话本、滑稽戏等;我们从宋代之前的美术作品上也几乎找不到任何平民的影子,只有展开宋人的画作,如《踏歌图》、《清明上河图》,那种平民气息、市井气息才会扑面而来。同时,随着人身依附状态的解除,宋朝社会出现了广泛、持续的流动性,这种流动化既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横向流动,即可以从一地自由迁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阶层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即固化的等级结构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宋人发现,“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这里的“近世”,当然是指宋代。用现代概念来说,宋人有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宋人又发现,“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贫富贵贱,离而为四,起于后世。”这里的“后世”,也是指宋代。“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意思,是说从宋代开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组合,贫者可以富,可以贵;贱者可以贵,可以富;富者可能贵,也可能贱;贵者可能富,也可能贫;贫富贵贱处于变动之中。用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来说,社会阶层没有“板结化”。社会也因此才焕发出活力。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换,以及商品经济的深入展开,也让宋朝的社会风气出现巨大嬗变——人们不惮于言利,“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追逐财富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这种功利化世态乃是资本主义时代开始来临的一般社会景象,不管是两宋、晚明,还是近代的西欧城市,莫不如此。

3现在,我们从国家治理功能构建的角度再来观察宋朝的近代化表现——研究者发现,在16世纪的欧洲,当经济结构从封建制度过渡至资本主义制度之际,出现了一个特征,即由于经济失调而产生大量都市贫民,近代欧洲国家逐渐发展出来的福利政策,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结构性的经济转化。英国也是在近代化开始展开的16世纪下半叶发布了一系列“济贫法”,由政府负担起救济贫民的责任。中国的国家福利体系,也恰好在宋代发展至顶峰,这种“福利化”国家功能的出现并不是巧合,而是近代化产生的压力催生出来的结果。宋朝的贫民救济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宋神宗熙宁十年()施行的“惠养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后,各州政府“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宋人对“乞丐”的定义与今日不同,凡贫困人口,均纳入乞丐范围;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颁行的“居养法”:各州设立居养院,“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简单地说,“惠养乞丐法”指由政府给贫民发放米钱;“居养法”则指由国家福利机构收留无处栖身的贫民。为了应对近代化的挑战,国家不仅要发展出福利功能,更需要深切介入经济活动,包括征税、借款、投资、开拓市场、调控市场、制订商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等,这便是重商主义下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张化。宋朝无疑是历代最具重商主义性格的一个王朝,政府设立非常多的经济部门参与市场经济,包括市舶司、盐井监、楼店务(房地产公司)、酒务(酿酒厂)、曲院(制造酒曲的作坊)、造船务、纺织院、染院、磨坊(粮食加工厂)、茶磨(茶叶加工厂),等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经济部门就有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市易务、青苗法、检校库、抵当所等。可以说,宋代的国家扮演了一个“超级商人”的角色,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但历史地看,近代化的商业引擎,离不开以国家之力来启动。一个对商业发展无动于衷、碌碌无为的政府,比如朱元璋建立的明政府,真的更有利于近代化的扩展吗?也许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国家重商政策对于资本主义之兴起的重要性:宋朝在河北路与京东路实行食盐自由通商制度,在其他地方则推行盐引制(国家间接专卖)。按道理说,食盐的禁榷应该会妨碍民间商品经济的发育,迟滞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学者的研究却发现,在宋朝的食盐自由贸易区,“生产技术并无任何进步与创新,生产规模也未见扩大,盐商的资本增殖速度似乎并不快,见不到特富的大盐商”。倒是在推行盐引制的禁榷区,“能够发现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明显改进与革新,井盐生产似乎还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也能在实行钞引制的东南盐区见到发家致富的大盐商”。正因为近代化的启动与展开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一国总是在完成了国家的集权化之后才有可能顺利实现近代化,不管是先发近代化的欧洲大陆与英伦,还是后发近代化的日本,均表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中国的集权化完成得非常之早,秦朝建立郡县制,即宣告王权制的来临。早熟的集权化未必合乎历史趋势,因而中国在魏晋时期出现了贵族制的回潮,并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门阀世族。经过唐宋变革,“君主独裁”政治才完全确立下来。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君主独裁”,只是表示一种与贵族政治相对的政体,指政府机构被置于天子的直接指挥之下;而不是说君主不受约束,可以乾纲独断。恰恰相反,宋朝已经形成了一种“虚君共治”体制,君主“以制命为职”,但“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即由宰相执掌具体的国家治理权;如果政令“有未当者”,则由“台谏劾举之”,即台谏掌握着监察、审查之权,以制衡宰执的执政大权;执政、台谏,加上端拱在上的君主,三权相对独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中国的文官制也建立得早,与郡县制的成立同步,但要到宋代,文官制才发展出足够的理性化。理性化是文官制的核心意义,即公务员的分类、职能、考试录用、考核、奖惩、培训、晋升、调动、解职,权力命令的发起、传递、审查、执行、反馈、问责,都有完备的制度与程序可遵循,从而最大限度隔离私人因素的影响。那些不欲受到约束的帝王,都会产生突破文官制的冲动,如西汉武帝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将三公领导的“外朝”撇在一边;明朝干脆废掉宰相,另立“内阁”,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惟独宋朝三百余年,没有形成破坏文官制的“内朝”,文官制的运作非常稳定。近代化的治理秩序还有一个特点:法治化。今人多以为“法治”是西方特产,中国的治理传统是“人治”,但宋人并不这么认为,宋人自称“尚法令”。南宋的思想家陈亮与叶适总结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所谓“任法”、“一听于法”,套用现代的术语,就是“以法治国”的意思。宋朝法制体系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许多人的想象。宋人叶适这么描述道:“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一个聪明人,穷尽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项立法,自以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汇编,却发现类似的法条早已制订出来了。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备,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备,民间租赁、抵押、出典、买卖、借贷、财产继承,均有周全的法令给予规范。宋人自己说,“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盖欲以杜争端也。”发达的民商事立法让一些研究者相信,宋代已经产生了“法学近代化”的迹象。如果我们同意前面对近代化特征的概括以及对宋朝近代化表现的描述,那么我们应该承认,宋代中国确实已经迈入了近代的门槛。请注意,这场发生在11~13世纪的近代化变革,毫无疑问,并非由西方输入——此刻的西方,还在漫长的中世纪沉睡;而是基于中国文明自身的积累与演进,基于中国历史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形成的,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如同一个冲积平原,历史是长河,时光的河水流过,不舍昼夜,不断留下前人的经验与成果,慢慢地便堆积出一个豁然开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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