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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三国演义》将文学、历史、地理、军事完美结合得无与伦比。它不仅是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表述当时地理环境的杰作。书中描写的故事行迹，东到江浙，南临湘南，西至甘肃，北抵辽东。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部古典小说可以望其项背。但是，书中大量存在的“地理问题”也使得其他名著“望尘莫及”。本文以“智绝”诸葛亮的踪迹为轴，从地理阅读视角解析了《三国演义》中描绘的地理与真实的历史地理以及今日的地理之间的虚实；展现了一千八百年间的自然环境的沧桑变化。
甘肃礼县祁山乡，西汉水冲积而成的河滩，宽阔平坦，像一条望不到尽头的沿河大道。祁山堡在河滩边乌龟似的突兀而起。一千八百年前，这里是通往陇、蜀的交通要道，又是控制南北群山和东西河道的军事要塞。公元年，诸葛亮发动了第一次北伐，经甘肃武都直达此地，在祁山堡扎下中军帐。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在此地安营扎寨。公元年，他第四次北伐，分兵部下攻取祁山,他则率大军直奔天水而去。耳熟能详的“六出祁山”是《三国演义》的创造，历史上诸葛亮与魏国六度作战，只有五次北伐，其中，两次出兵祁山，还有一次则属防御。
东汉末十三州政区图
古城襄樊城西的隆中山坡上，有一处“三顾堂”。门前有3棵千年古柏；院内的草庐里有一张古式卧榻，一派静谧。我身处的地方，便是当年刘备、关羽、张飞三顾的“草庐”。此时正是新春时节。古色古香的草庐里，弥漫着高雅脱俗的气息，让我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似乎回到了一千八百年前的汉末建安年间。恍惚之中，“三顾茅庐”的场景在我眼前重现了：卧榻上，诸葛亮睡得正酣；刘备拱手而立，静候阶下；关羽、张飞站在门外，烦躁不安。两个时辰后，诸葛亮才醒来，与刘备畅谈天下大势，留下了享誉千古的“隆中对”……
罗贯中把“三顾茅庐”写得婉曲有致，情韵深长，让读过或者听过《三国演义》的人，到这里都会发思古之幽情。
在刘备的恳切敦促下，诸葛亮离开了他耕读10年的第二故乡隆中，出山辅佐刘备。从此，这条“卧龙”开始游步中华大地，在历史的舞台上夭矫腾飞。那片山环水抱的躬耕地，似乎也沾上了他的灵气，千百年来，一直引人注目。
南阳武侯祠内的草庐。公元年，岳飞北伐经过南阳时，遇雨宿于祠内，想到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经历，泪下如雨，夜不能眠，挥涕走笔，书写了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便被认为躬耕地是在南阳的依据。而他的墨宝也成了今天南阳武侯祠的镇祠之宝。但有学者指出：年，南宋朝廷正在与金国议和，宋军并未北伐。直到公元年，宋军才分路北伐，岳飞连连大捷，不仅经过南阳，而且收复了郑州、洛阳等地。因此，署名岳飞书写的前后《出师表》是后人的托名之作。
隆中武侯祠外三顾堂内的草庐。古隆中是诸葛亮的第二故乡，他在此地躬耕十年，这里四周群山环抱，松柏参天。是《隆中对》的诞生之地，三百多个字，字字珠玑。堪称中国历史上含金量最重的文字之一。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曾向弟子陈说历代以数言定天下大计者，首推《隆中对》。
勉县武侯祠是历史上最早的武侯祠。这座被凭吊和瞻仰了多年的老年诸葛亮雕像，已经被废弃一旁。正在雕刻的是青年诸葛亮雕像。或许，人们对他浓厚兴趣已经开始从熟知的老年时代转移到不甚了解的青年时代。那时，他风华正茂、英气勃勃。在古隆中边耕边学，和徐庶一干人“俱游学”。“出山”之前经历在《三国演义》里是个空白。
诸葛亮躬耕何处
长期以来，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一直有“襄阳说”和“南阳说”两种说法。“襄阳说”认为是在襄阳西南的隆中，也就是今天湖北襄樊市城西的古隆中；“南阳说”认为是在南阳的卧龙冈，也就是今天河南南阳市西郊的卧龙冈。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争论旷日持久，以致成了一桩历史上的“悬案”。
对于这个问题，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正文中写得并不清楚，只说诸葛亮在其叔父诸葛玄去世后，“躬耕陇亩”。南朝宋裴松之注释时，引用了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隆中”这个具体地名和它的方位。然而，《诸葛亮传》收录的《出师表》中，又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数语。那么，“隆中”和“南阳”这两个地名的关系如何？后人由于历史地理知识不足，往往混淆不清。这是造成“襄阳说”和“南阳说”两说并存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地理历史知识不足，罗贯中在写作《三国演义》时，对诸葛亮的躬耕地写得有些含糊。小说第三十六回，徐庶走马荐诸葛时，对刘备介绍道：“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这来源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后面又说：“（诸葛）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为‘卧龙先生’。”这又来源于《出师表》；只是其中的“卧龙冈”并非来源于史籍，而是由于诸葛亮被人称为“卧龙”，后人便将其隐居之地的山冈叫作“卧龙冈”，这叫“山以人名”；《三国演义》说先有“卧龙冈”，然后诸葛亮自号“卧龙先生”，恰恰颠倒了因果关系。到了第五十二回，罗贯中又让诸葛亮自称“吾乃南阳诸葛孔明也”，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古人自称，总是用其籍贯，所以诸葛亮只能自称“琅琊诸葛亮”（琅琊系王国名，属徐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东汉时王国相当于郡）。但这样一来，却使得许多普通读者更加感到模糊不清。
《三国演义》问世三百多年之后，清代襄阳人顾嘉衡到南阳就任知府，襄阳人、南阳人都要他给个说法，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作为襄阳人，他在感情上肯定倾向襄阳；但他在南阳做官，又不能得罪南阳人。怎么办呢？于是，他在南阳卧龙冈题写了这样一幅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他的才气暂时回避了眼前的难题，但这只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处理，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诸葛亮躬耕地究竟是在襄阳还是南阳？问题依然存在。
时间到了公元年，由于《三国演义》特种邮票第二组中有一张是“三顾茅庐”，围绕这组邮票在何处首发，襄樊、南阳又展开了激烈争论，两地分别举办了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论文集。最后国家邮票发行部门决定：两地均可自办首发式，总算暂时化解了矛盾。但争论并未停止。年烽烟再起：襄樊的父母官为了使已被删除了十余年的《隆中对》重现语文教材，几年间数度进京，终于在这一年让它重登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教材，其中对篇名有如下注解：“隆中，山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另外在《出师表》中对“南阳”一词注解为：“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这一注解在南阳掀起轩然大波，南阳市为此举行了“捍卫历史，尊重史实，诸葛亮南阳躬耕地万人签名活动”。
在全国所有的三国遗迹中，成都武侯祠最负盛名。因为它是诸葛亮精神的传承之地，每年祠内都会举行祭祀活动。年的大年初一，在“游喜神方”活动中，参与者众。图中手摇羽扇，头戴纶巾的“诸葛亮”们是否能体会到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境界了。诸葛亮精神的传播已不论年龄，超越国界。
孔明灯相传为诸葛亮所发明，用作军事信号灯，借此在夜里调兵遣将。时过境迁，今天放孔明灯，已是作为一种节庆活动。图中的壮观场景是：年的情人节晚上，在长沙世界之窗广场上，放飞了中国最大规模的七彩孔明灯。恋人们的山盟海誓都写在了孔明灯的灯罩上，一千多盏灯带着这些心愿和祝福、浪漫与唯美飘向这个城市的夜空，照亮红尘中的痴情男女的心灵。
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是三国”。三国文化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分量以及它对中国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是无出其右的。舞台上演出的是“诸葛亮天水收姜维”那折戏。历史上姜维只是诸葛亮军事上的继承者，他政治上的接班人是蒋琬。由于戏曲和小说的影响，人们只记住了姜维。
我认为，要解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之处。
第一，同一地方，古今名称可能不同。东汉时的南阳郡，是荆州的一个大郡，下辖37个县，治所在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其辖区比今天的南阳市大得多。“隆中”则是一个小地名（估计是乡邑名），位于南阳郡和南郡的接壤地区，行政上属于南阳郡邓县（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北）管辖，而具体地理位置则在南郡襄阳县城西20里（今湖北省襄樊市城西13公里处）。事实上，《汉晋春秋》那句话，已经将二者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南北朝时期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肯定了习凿齿的说法。但是，由于历史地理的变迁和人们政区概念的变化，后代一些人将东汉时的南阳郡与元代以后的南阳府（治所也是在今天的河南南阳）混为一谈，将《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一语，坐实为诸葛亮躬耕于今天的南阳市，使原本清楚的诸葛亮的躬耕地被弄得混淆不清。其实，“躬耕于南阳”用的是大地名，就像我今天说“我在四川工作”一样（四川省会成都的人、四川任何一个县的人，均可如此说），而具体的地点，还需具体落实。
第二，同一地方，古今的隶属关系常常会有变化。只要认真理解《汉晋春秋》那句话，我们就可以明白，诸葛亮隐居躬耕之地在隆中，这本身是没有疑问的。只是隆中的行政隶属关系古今有所不同：东汉时隶属南阳郡邓县，其具体位置靠近襄阳；今天则隶属湖北省襄樊市。像这种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在历史上数不胜数。例如著名的汉中地区（大致相当于东汉三国时期的汉中郡），东汉三国时均属于益州（治所在今成都）；西晋建立后，汉中郡改属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南宋时，汉中隶属四川宣抚使；而今天的汉中隶属陕西省。现在的一般读者把四川略等于东汉三国的益州，这并无大错；但如果说今天的汉中属于四川，那就闹笑话了。同样，今天一些省之间的若干毗邻地区，两千年来，其行政隶属关系也屡有变化。我们不能以今绳古，自我淆乱。
汉末的隆中行政上隶属南阳郡邓县，却靠近襄阳。这就类似于今天四川广元市北部的某个村，行政上隶属广元市（年以前则隶属绵阳地区）；但在地理位置上，它距广元市区有六七十公里，距绵阳市区有二百几十公里，距四川省会成都则有大约四百公里，而距陕西宁强县只有二十公里。我们既不能否定它在行政上隶属四川省广元市，也不能否定它离陕西宁强更近的事实。
如上所说，不仅是我个人对这个“悬案”的解答，而且是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诸葛亮躬耕地就在今天的湖北襄樊市城西13公里的隆中。尽管如此，我对持“南阳说”的同志仍然抱着理解和尊重的态度。因为诸葛亮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任何地方都有权力尊崇和宣传诸葛亮。
赤壁古战场之争
赤壁之战，使三国鼎立的局面初现雏形。然而对于赤壁之战，自南北朝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直到今天，似乎还可听到那些喧嚣了千年的争执仍然此起彼伏。这些争议，除了地点之外，就是关于战争的规模。曹操军队在赤壁遭遇了周瑜指挥，黄盖执行的熊熊大火。史有其事，这也是文艺创作取材不尽的宝藏。由鲁迅美术学院历时5年，集体创作的赤壁全景画，画面米的泱泱宏伟巨制是全国之最,也开世界全景画史之先河。以视觉语言再现和重构了赤壁的烽烟与战火。
湖北赤壁市（原蒲圻县）素称湖北的南大门。赤壁山在赤壁市西北40多公里的长江南岸,是一脉相连的长岭山。山上隆起三座山包，头部的叫赤壁山，中间的叫南屏山，尾部的叫金鸾山。
登上赤壁山顶，站在屹立于临江绝壁之上的翼江亭里凭栏北望，江水滔滔。这里传说是周瑜当年指挥水战的哨所。长江对岸就是乌林（在今湖北洪湖东北，长江北岸乌林矶），当年“火烧乌林”时曹操屯兵的大本营。不过那里早已没有了树林，只是一片江岸荒滩。
博望坡之战，罗贯中移花接木地将刘备的功劳苦劳都给了“三顾而出”的诸葛亮。接着又无中生有地创造了火烧新野一战。历史事实是诸葛亮出山后便遭遇了长坂坡之败，曹操在当阳杀得刘备狼狈逃遁：张飞在长板桥前横刀立马，赵子龙军中单骑救主，刘备和诸葛亮数十骑人马斜趋汉津口，与刘琦相会于江夏。而后诸葛亮出使柴桑，说服孙权，促成了赤壁之战的爆发。地图将《三国演义》里的地理及事件和历史地理及历史事件，融为一图。
摩崖石刻“赤壁”二字，传说是周瑜战后庆功所写。但是字体为楷书，有唐代书家的风姿，而三国时代多流行隶书，所以，都是后人的附会之辞。据《湖北通志》记载，这两个字是宋代被镌刻在峭壁之的，已历经千年风雨剥蚀和江涛的冲刷。
在千米的高空中，俯瞰今天的赤壁古战场，自然地貌的赤壁不是中国诗人们精神构造中的“赤壁”。也不是《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波澜壮阔的“赤壁”。空间与时间的变迁，人与自然景物的互动和交融，赋予了赤壁多重的意蕴和美。
这又是一个存在争议之地，因为关于赤壁之战的地点，自南北朝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直到今天，人们似乎还可听到那些喧嚣了千年的争执仍然此起彼伏。
其中一股最强大的声音说，赤壁古战场就在湖北蒲圻（今湖北赤壁市）西北约40公里的长江南岸，与江北的乌林相对。近代以来，“蒲圻赤壁”说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公论，其主要根据是：综合《三国志》的有关记载，当年曹操南下的进军路线是：新野—襄阳—当阳—江陵—赤壁。曹军在长江南岸的赤壁初战失利，退屯江北的乌林；后在乌林遭火攻而大败，由华容道逃奔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而今天的蒲圻赤壁、洪湖乌林和位于湖北监利东北的华容古道与《三国志》记载的赤壁—乌林之战及曹军败退江陵的路线等地形、方位完全吻合。唐宋以来，在蒲圻赤壁、洪湖乌林的岩缝、地下发现了当年大战的许多折戟、断枪、箭镞等。最近几十年来，又在蒲圻赤壁的地下发现了刀、矛、剑、戟、斧、箭镞、铜镜、铜钱等文物千余件。经考古学家的鉴定，证实这些铁制兵器和铜镜、铜钱，都是东汉晚期的遗物。这些都是蒲圻赤壁就是当年赤壁—乌林大战的古战场的铁证。
第二种声音说，古战场在今湖北黄冈（黄州）西北。这种声音也是振振有词：曹操占领襄阳后，只是派曹仁进据江陵，他本人则率大军沿汉水直趋江夏（治所在今汉口），然后顺江东下，在今黄冈（黄州）赤壁一带与孙刘联军相遇。但此说难以成立。首先，黄州赤壁本名赤鼻矶，后来才被称为“赤壁”。《三国志》明明记载赤壁在长江南岸，黄州赤壁却在长江北岸。其次，如果赤壁—乌林大战的地点在今黄州赤壁的团风镇，那么，曹军既败，就应向北逃回许都或向西北退保襄阳，何必要往西南的华容道去受罪呢？再次，持此说者以北宋大作家苏轼（东坡）贬谪黄州时写下的名作《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为论据，认为苏轼写的就是赤壁古战场。但是，苏轼在《赤壁怀古》词中写得很清楚：“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分明是说，他只是听当地人有此传说，借此抒发对三国英雄的追慕和自己壮志难酬的感慨。这样的浪漫主义联想，岂能当作考证的结论？
正因为这样，长期以来，人们把黄州赤壁称作“东坡赤壁”，或者“文赤壁”；把蒲圻赤壁称作“三国赤壁”，或者“武赤壁”。二者各具特色，各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我顺着赤壁矶头陡峭的石级直达江岸，仰望峭壁上的“赤壁”二字，颇感壮观。早在宋代，这二字就已镌刻在峭壁之上了，已历经千年风雨的剥蚀和江涛的冲刷。在石壁上，还有一些字迹较小的石刻，都是历代文人雅士凭吊怀古时留下的诗文，大多已模糊不清了。不仅仅是中国文人喜欢在石头上留下痕迹，希腊人也喜欢，不过他们在雅典卫城的石头上所刻下的大多是他们自己的名字。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用了整整八回的篇幅，大书特书了“赤壁之战”，创造出一个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世界。他天才的想象力覆盖了史籍对此次战役简单的记载，让后来的人们信以为真，以致将小说与史实画了等号。同时，由于罗贯中历史地理知识不足，这一情节单元出现了许多地理错误。
赤壁究竟在哪里？罗贯中似乎并不清楚。第四十二回写曹操夺取江陵后，“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沿江而来，西连荆、峡，东接蕲、黄，寨栅联络三百余里。”曹军战线绵延近千里，大本营在何处却不明确。第四十五回写周瑜率领吴军“迤逦望夏口而进。离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曹军则在三江口西边。三江口位于今黄州赤壁以西50里的团风镇对岸，依此叙述，双方交战地点就在黄州赤壁对岸了。第四十八回又写曹操在大船上置酒设乐，“东视柴桑（今天的江西九江）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觑乌林”，不禁横槊赋诗。这显然是来自苏东坡的《前赤壁赋》。尽管叙述矛盾，但他显然是深受苏轼作品的影响，误把黄州赤壁当作三国赤壁了。
另外书中叙述与赤壁相关的地点时，还有许多错误和混乱。过去的人们是看三国戏,听三国故事，读《三国演义》。只沉迷于华彩的故事情节，而忽略了小说中的地理错误。在地图发展到“一目了然”的今天，具备高文化水准的读者，文图相对之下再重读它时，就能看到“赤壁大战”中的地理描写矛盾百出。这样的错误就不能不影响接受效果了。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地理错误，“赤壁之战”的故事仍然洋溢着传奇色彩，闪烁着智慧的光辉。
荆州古城墙依着地势的高低起伏，把全城围成一个椭圆。城墙外，已是一座环城公园。城墙之上，古时可以跑马，现在可以骑车。图中这两个游客在休闲观光的时候，是否知道，这里曾风起云涌过多少金戈铁马的三国故事！
荆州辖区分布及州治迁移图
风起云涌古荆州，
从赤壁市来到古城荆州，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古城墙。自从关羽守荆州时修筑过，后来又代代重建，今天的土城墙则是清初在明代旧城基上重建的。
东汉荆州原辖七郡：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南郡（治所在今湖北荆州）、江夏郡（治所在今湖北武昌）、零陵郡（治所在今湖南零陵）、桂阳郡（治所在今湖南郴州）、武陵郡（治所在今湖南常德）、长沙郡（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刘表出任荆州刺史时，从南阳郡、南郡分出部分县，先设置章陵郡，后又设置襄阳郡，于是荆州共辖九郡，不过，整个地盘实际未变。赤壁大战以后，曹、刘、孙三家三分荆州：曹操占据南阳郡和南郡、江夏郡的一部分；孙权则占据南郡、江夏郡的另一部分；刘备占据长江以南的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建安十四年（年），周瑜打败曹操大将曹仁，占据整个南郡。次年，周瑜死后，孙权采纳鲁肃之议，把南郡“借”给刘备，这就是所谓“借荆州”。刘备夺得益州后，孙权索还荆州，双方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孙权，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属刘备。建安二十四年（年），孙权遣吕蒙偷袭南郡，关羽败走麦城（在今湖北当阳城东南）。从此荆州绝大部分地盘归于孙权，刘备仅有益州之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荆州治所原在汉寿（今湖南汉寿县北）；刘表为荆州刺史后，移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建安十四年（年），刘备领荆州牧，驻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借荆州”后，又移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关羽镇守荆州，仍以江陵为驻所。在刘备集团控制下，江陵既是荆州治所，又是南郡治所。
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围绕荆州的争夺，编织了“三气周瑜”、“凤雏理事”、“截江夺阿斗”、“白衣渡江”、“败走麦城”等故事。然而在这些脍炙人口的情节里，也存在许多的地理问题。
本来，荆州系州名，而非具体城名。但罗贯中却屡次提到“荆州城”，意思是指州治所在地。按照这种意思，刘表为荆州牧时，所谓“荆州城”实指襄阳城；而刘备为荆州牧时，所谓“荆州城”实指江陵城，此时的江陵，既是一个县，同时又是南郡郡治、荆州州治，此外并无单独的“荆州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然而，罗贯中对荆州治所究竟在何处却模糊不清，特别是不知道刘表的荆州治所与刘备的荆州治所的区别，常常把“荆州城”、江陵、南郡混为一谈，这就导致“三气周瑜”中某些地理叙述的混乱。
其一，南郡守将曹仁所居的“南郡城”实际上是指南郡的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周瑜去攻打的是江陵城，赵云乘虚而入的也是江陵城，这之外并无单独的“南郡城”。其二，江陵在长江北岸，周瑜原在江南，所谓吴军“渡过汉江”去进攻江陵和整个南郡说不通，应该是“渡过大江”（长江）。其三，诸葛亮“教张飞袭了荆州”，意指命张飞袭取“荆州城”。也就是江陵。既然赵云已经乘虚夺取了江陵，张飞又到哪里去袭取“荆州城”呢？其四，三气周瑜时，周瑜正在江陵城下，守城的是赵云，因此，所谓“关羽从江陵杀来”也是说不通的。这一部分地理描写便被搅成了一笔糊涂账。
入蜀分兵定益州
我从荆州来到雒城。雒城在今四川广汉市城北。三国时期，这里曾经是益州治所，一直是成都北面的最后一座军事重镇。
建安十七年（年），刘备在庞统辅佐下，取白水（今四川省青川县白水镇），袭涪城（治所在今四川绵阳市），夺绵竹（治所在今四川德阳黄许镇），节节胜利，进围雒城。建安十九年（年）春，庞统率众攻城时，不幸中流矢而死。夏，雒城破。成都由此失去屏障。由荆州溯流西上的诸葛亮与刘备会合于成都，刘璋见大势已去，开城出降。
蜀汉炎兴元年（年），魏国大将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涪城，破绵竹守军，兵临雒城。后主阿斗遣使请降，蜀汉灭亡。由此可见，雒城的得失与成都的存亡密不可分。
历史上刘备取蜀与邓艾灭蜀，进兵路线的主体部分是相同的，都是涪县—绵竹—雒城—成都。但到了《三国演义》中就不一样了。在罗贯中的笔下，刘备夺取涪县后，便直接进兵雒城，结果庞统中埋伏死于“落凤坡”；随后诸葛亮入蜀增援，擒张任、破雒城，然后才攻取绵竹，直逼成都。而后来写到邓艾袭江油、取涪城之后，其进兵路线则基本上与史相合。这不同于他在此前经常犯的地理错误，如果他把地理方位弄错了，那么在写邓艾灭蜀时也应该弄错才是。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他对小说情节的艺术处理。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他虚构了“落凤坡中伏”的情节，把庞统之死大大提前，以便诸葛亮及早入蜀，指挥夺取益州的战斗。于是，智擒张任、收降李严等，都成了诸葛亮导演的好戏。像罗贯中这样为了塑造人物而有意改变军队进兵路线的艺术处理，当代小说家未必都以为然，却是古代小说家经常采用的。
这条木船能载30多人，摆渡过江一人只收5角钱。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诸葛亮由荆州溯流西上，入蜀援助刘备时，屯兵于此。后来姜维北伐中原兵败退守剑门关，也是从这里渡江而过。这里便是“桔柏古渡”，在嘉陵江和白水江两江的会合之处,曾连接川、陕的古道，在昭化古城的北门外。在二十世纪初期，这里商船往来穿梭，入夜江灯百盏,繁荣如小镇。在川陕公路和宝成铁路建成后，古渡口便冷落得船影孑然。
托孤永安宫
夷陵之战是汉末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战，古战场在夷陵和三峡一线。夷陵就是今天湖北的宜昌,当时是荆州的西部重镇；三峡则是蜀吴往来的主要通道，更是益州的咽喉,上可以控制巴山蜀水,下可以挺进江汉平原和整个荆州。
猇亭,在宜昌东南的长江北岸（今湖北枝江西）。三面环山,南面临江,中间有一块平方公里的平畴地带。当年刘备的数万东征军曾扎营于此。
刘备在荆州失守后执意伐吴，仇恨让他急于求成，竟然放弃“水陆并进”的有利条件，舍舟登陆，缘山行军，在巫峡至夷陵的崇山峻岭之间扎营，而且结营数百里。这已犯兵家大忌。他年轻的对手陆逊却深知地形的极端重要性，屯兵扎营在“陆城”（今湖北宜都县城关）。陆城西、北两面有清江和长江作天然屏障。东、南两面又有城墙、护城河防护，地势开阔，城垣坚固。东吴以水军立国，利用两江水域，进可攻，退可守。陆逊在此防守，为的就是便于反击。
果然，两军相持将近一年后，陆逊乘蜀军懈怠，一把火烧了蜀军四十余营。刘备差点全军覆没，他连夜逃遁，一路收合离散，退入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东），无颜返回成都，随后忧愤成疾。临终之前，他召诸葛亮来永安宫，说了一段中国历史上君臣之间最为煽情的话：“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余音缭绕，空前绝后。
如果说诸葛亮是罗贯中心中的“神”，那么刘备就是他心中的“明君”。他把刘备“托孤”、诸葛亮受命，写得纡徐委婉；但是，却把“托孤”之地弄混了。今天的重庆奉节，汉名鱼复县；西汉末年公孙述据此称白帝，改城名为“白帝城”。刘备败逃鱼复后，改馆驿为永安宫，将鱼复县改为了永安县。白帝城、鱼复县、永安县并不完全一致，白帝城在永安县城以东4公里处。“托孤”之地，并不是《三国演义》中的白帝城永安宫，而是奉节县永安宫（今重庆奉节县城关，现在奉节县师范校内，还有“永安宫故址”石碑）。早在北宋时，永安故址就已让苏东坡不得其解：“千年陵谷变，故宫安得存？”苏东坡离刘备之死大约余年，就已分不清了；罗贯中比苏东坡又晚了将近年，实在是情有可原。
三峡蓄水之前，白帝城永安宫进行拆迁。刘备与诸葛亮的彩塑雕像一如《三国演义》中的描写那样凝重与悲戚。其实鱼水君臣这众多溢美之词描绘成表象背后，或许还有着“长使英雄泪满襟”的隐情。历史上的刘备和诸葛亮也并非如罗贯中所写的那样，锦瑟合鸣得没有一点不和谐音。
矢志北伐、鞠躬尽瘁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在建兴六年（年）春，发动了北伐，开始了他生命历程的最后一个阶段。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六出祁山”。整个北伐期间，诸葛亮都以汉中为根据地。从汉中翻越秦岭，北进关中，共有四条通道，从东到西分别是：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和陈仓道。
子午道是从汉中向东到洋县，沿汉水向东再折向北，过宁陕县，经子午镇至长安（今陕西西安）。古人以北为子，以南为午，故称“子午道”。子午道也是当年刘邦入蜀的通道。傥骆道也是从汉中向东，经成固到洋县，沿傥水经骆谷关，再沿骆河到陕西周至。因其沿傥水、骆河而行，故名傥骆道。傥骆道开辟时间较晚，路途艰险，历史上使用很少。褒斜道是沿褒水（又称黑龙江）和斜水（今石头河）开辟的翻越秦岭的著名通道，南起汉中城北的褒谷口，北到县（今陕西眉县）的斜谷口。二水都发源于秦岭的最高峰太白山，褒水南流入汉水，斜水北流入渭河。褒斜道南连入蜀的金牛道，是川陕之间的主要通道。陈仓道是从汉中向西再向北，迂回经勉县、略阳、青泥岭、凤县、古散关，至陈仓（今陕西宝鸡）。此道北沿塔河，南连嘉陵江，道路平缓，但嘉陵江上游峡谷深险，迂回费时。
面临川陕之间的上述通道，诸葛亮必须做出选择。此时，大将魏延提出著名的“子午谷奇谋”：即由他率军五千，走子午谷，直取长安；而诸葛亮率大军走褒斜道，与魏延会师长安。诸葛亮一生用兵谨慎，他认为魏延的计划过于冒险，没有采用。他采取的则是迂回战略，从汉中向西，走平坦大道直指陇右（今陕西陇县西部和甘肃一带）。他看准了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是曹魏的薄弱地带，拿下凉州，再东下关中便很容易了，这样可以避开翻越秦岭的困难。凉州兵马充足，关中粮秣丰富，都是长期作战必需的资源。蜀军占据关中，可以直出潼关，大举进攻中原，并与孙吴军队两面夹击魏国。
这次出兵，诸葛亮采用了声东击西谋略：命赵云率偏军出兵褒斜道，扬言从斜谷进攻县，他自己则亲率主力军，由阳平关（故址在今陕西勉县老城乡）出发，出兵陇右，进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诸葛亮占据祁山，曹魏方面措手不及，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皆叛魏而降蜀，关中震动。魏明帝亲自坐镇长安，命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即关西），抵御赵云；右将军张进兵陇右，抵御诸葛亮。诸葛亮命参军马谡为先锋，率军与张战于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马谡违背诸葛亮的部署，远离水源，屯兵山上，被张大败。街亭失守使诸葛亮功亏一篑，他被迫退回汉中，三郡得而复失。赵云退军时为阻止魏军追击，烧毁了栈道，从斜谷退回汉中。
建兴六年（年）冬，诸葛亮第二次北伐。由于第一次北伐走陇右出祁山，魏军在凉州已加严防；赵云第一次北伐时烧毁栈道，褒斜道短期内无法使用；傥骆道过于艰险，子午道也早被否定：这样，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惟一可选的进兵路线只有陈仓道。于是他亲率大军走陈仓道，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包围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以东）。他认为陈仓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陈仓城很小，守军不多，预计数万大军攻破千余守兵，三五日即可。但他没有充分了解敌情，而对手曹真早料到了他的心思，事先已命守将郝昭加固城防，结果诸葛亮攻城二十余日不克，粮尽退军。
建兴七年（年）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有了前两次的失利，走祁山、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都有困难，诸葛亮这次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他命将军陈式攻打祁山之南的武都（治所在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治所在今甘肃文县西）二郡。魏国雍州刺史郭淮率兵欲击陈式，诸葛亮亲自北上至建威（今甘肃西和），郭淮自料不敌，连忙撤退，蜀军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二郡，为日后再出祁山打下基础。
建兴八年（年）秋，魏国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司马懿等分路进攻汉中，曹真分两路走褒斜道和子午道，司马懿从西县（今陕西安康）逆汉水而西进。而诸葛亮屯兵城固（今属陕西）、赤阪（今陕西洋县），准备迎敌，并命大将魏延西入羌中，袭扰曹魏后方。由于连续大雨三十余日，道路断绝，魏军损失严重，不战而退。
建兴九年（年）春，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目标仍然是凉州。这是他第二次出祁山。魏国西部主帅、大司马曹真此时病重，魏明帝便命大将军司马懿统率诸军对抗诸葛亮。诸葛亮分兵攻取祁山，亲率主力进攻上（今甘肃天水），打败魏将费曜、郭淮，趁势收割当地小麦，然后以退兵之计诱敌，大破魏军，司马懿坚守不战。此时，李严因粮运不继，假传圣旨，让诸葛亮退军。诸葛亮撤退时，在木门道（祁山以东）乘高设伏，打败追兵，射死张。
建兴十二年（年）春，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他考虑到前几次出兵陇右均不成功，这次遂改变策略，直入关中。他率领十万大军，从褒斜道出斜谷，屯兵于五丈原（今陕西岐山渭河南岸）。司马懿渡过渭水，背水筑营，与蜀军对峙于渭滨，坚壁不战。诸葛亮便“分兵屯田”，以解决军粮问题，准备同魏国作持久战。相持到这年八月，诸葛亮病逝。蜀军在杨仪指挥下，安全撤退。
中国地理地势的大格局，是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这种海拔高度差造成下坡容易上坡难，顺水容易逆水难的特点，让双向运输能力严重不对称。益州处于四川盆地，从地理上不利于蜀军北越秦岭图略魏国。因为，四川盆地的海拔高度不到五百米。而秦岭的海拔高度在一千至一千五百米。所以有学者认为，诸葛亮五度北伐无功而返原因之一，因为他忽略了秦岭海拔高度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
褒斜道横跨秦岭山脉，是中国古人为了征服秦岭天险，沟通关中平原与汉中、四川盆地往来而沿着河谷走向，依山傍水、凿石架木开出的一条山间古栈道。褒斜道是诸葛亮北伐的战略要道。为解决粮食运输问题，他不仅维修了栈道，而且用木牛流马把粮食和作战物资，通过褒斜道不断北运，供应前线备用。第五次北伐时，他亲率大军就是走的此道，出斜谷关，攻占了五丈原。病逝后，他的遗体从这条栈道运回定军山安葬。
《三国演义》用了将近十四回的篇幅来叙述“六出祁山”，构成全书最大的一个情节单元，知名度仅次于“赤壁大战”。但是“六出祁山”与史实并非一回事。历史上诸葛亮与魏国总共进行过六次战争,只有五次北伐，其中两次出祁山。还有一次则属防御。
罗贯中丰富瑰丽的想象，使得“六出祁山”中一系列奇妙的故事妇孺皆知。在这些小说情节里，既有许多脍炙人口的艺术虚构，也有若干地理错误。而最突出的问题是：历史上诸葛亮有几次出兵地点与祁山相距甚远，罗贯中却勉强地将历次北伐的主战场都放在祁山，以照顾“六出祁山”的情节框架，致使书中描写出现一些明显的疏漏。
“一出祁山”。由于历史上诸葛亮的确攻占了祁山，因此小说与历史的地理差异不大。但在“失街亭”后，罗贯中设计了撼人心魄的“空城计”。这种巧于捏合的文学虚构使人在阅读中得到了心理补偿和安慰，但“空城计”的地理方位却错了：小说写诸葛亮率兵到西城县搬运粮草，而西城县属荆州西城郡（曹魏改为魏兴郡），在今陕西安康，距祁山甚远，此处应作“西县”（属雍州天水郡，在祁山东北不远处），将“空城计”的发生地放在这里，才符合历史小说虚构的逻辑。
“二出祁山”。小说正确地描述了诸葛亮围攻陈仓，但历史上诸葛亮并未出祁山，而作者为了照顾“六出祁山”的说法，却硬让诸葛亮再次兵出祁山。由于罗贯中不清楚陈仓、祁山、街亭等地的方位关系，出现了方位错乱：“不如弃了此城，从太白岭鸟道出祁山甚便。”其实，太白岭在陈仓东南，祁山在陈仓以西，若弃陈仓往祁山，根本无须经过太白岭。“陈仓正北是街亭。”而街亭实际在陈仓西北，距离非常远。
“三出祁山”。罗贯中考虑到诸葛亮二次北伐时围攻陈仓而不克，这对于百战百胜的诸葛亮很不光彩，就在第三次北伐中虚构了诸葛亮“奇袭陈仓”，然后再写“孔明先自领兵，出陈仓斜谷，取了建威”。这又是错误的，因为斜谷在陈仓东南，建威在陈仓西南，由陈仓取建威，无须经过斜谷，否则便是瞎兜圈子了。而且，历史上诸葛亮这次并未出祁山，而作者从故事出发，还是让诸葛亮再次兵出祁山。
“四出祁山”。本来这次是曹真、司马懿等来攻，诸葛亮只在汉中防守；罗贯中却将蜀军的防守变成了再出祁山的第四次北伐，而且连败魏军。但在虚构的情节中，地理错误相当刺眼：“孔明曰：‘祁山……前临渭滨，后靠斜谷……’”大误。按：斜谷在祁山以东数百里，罗贯中却以为二者相邻，由此引出一系列方位混乱。“（曹）真引兵屯于祁山之西，斜谷口。（司马）懿引兵屯于祁山之东，箕谷口。”斜谷之误如上，所谓“屯于祁山之西，斜谷口”完全弄反了方向。箕谷则在斜谷以南数百里，距祁山更远。作品将斜谷和箕谷写成位于祁山两侧，错得非常厉害。
“五出祁山”。历史上诸葛亮确实曾再出祁山，但《演义》在描写诸葛亮在陇上抢收小麦后，曹魏二十万大军欲奔袭剑阁；蜀军八万人中，有四万应该换班；诸葛亮坚持以信为本，命换班军立即回家；将士闻之，深受感动，皆愿拼死报国，大败魏军。剑阁就是益州的剑门关（在今四川剑阁城北），位于汉中与四川盆地之间，魏军根本不可能穿越正在祁山的蜀军，杀向剑阁。罗贯中看中这一故事对于表现诸葛亮诚信品格的意义，写入小说，在艺术上是可取的；但“去袭剑阁”一语，仍是一个地理错误。“六出祁山”这一单元中多次出现“剑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错误的。
“六出祁山”。上文已经说明，历史上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并未出祁山，而是从褒斜道出斜谷，屯兵于五丈原；而罗贯中为照顾“六出祁山”的框架，不得不让诸葛亮再次兵出祁山。为此，他把五丈原与祁山“拉近”了，叙事中存在许多矛盾之处。事实上，诸葛亮所据的五丈原，与司马懿所据的北原，均在今陕西岐山南，隔渭水相对，而与今天甘肃东南部的祁山相距数百里。
“六出祁山”地理描写错误归因形象图。图中左实框为祈山实际地点，右虚框是罗贯中所描写的祈山地点）。《三国演义》中“六出祁山”地理描写错误形成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两种可能性：其一，罗贯中不了解当地地理位置。两地实际相距很远，他误以为很近。其二，历史和地理要求严谨，文学艺术要求创造，罗贯中遵循的是后者。他知道历史上诸葛亮有几次出兵地点与祁山相距甚远，但为照顾“六出祁山”的情节框架，仍然将历次北伐的主战场都勉强地安置在祁山，当为“明知故犯”。
“木牛流马”在历史上实有其物，也确实为诸葛亮所创造。因为没有传世的实物，以至众说纷坛：自动机械车、独轮车、四轮车等等。解密的冲动、“复活文物”的尝试，一直就不曾间断过。年，新疆的王湔，试制出了进退自如的“木牛流马”步行机的模型机。不过同《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有所差异。年，河北的梁国君完全忠实于《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制造尺寸和方法，利用“不断变换支点的省力杠杆”原理，制作出来的“木牛流马”，可以日行几十里，上山下岭，各尽其便。还可以负重公斤。图中梁国君制作的“流马”是不是诸葛亮制作的“流马”，仍然是个谜。他说，只要把“马头”按下去再扬起来，“流马”就会往前走。
诸葛亮生平行踪路线路图
与《三国演义》有关的古迹遗迹，多达几百处，遍布于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综观这些遗迹，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少量由三国时期遗存至今的古迹。第二类，虽然源于三国历史，或与史实大致相符，却多少渗入了《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内容。第三类，虽有一点三国历史的由头，却由于《三国演义》和民间传说的影响，和历史大庭相径，甚至面目全非。第四类，出于对历史的附会，或者纯系《三国演义》和民间传说的产物。由此可见，留存至今的“三国遗迹”，大部分并非真正的“三国时期的遗迹”。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与三国有关的名胜古迹”。尽管它们不能与三国历史画等号，但却寄托了历代民众对三国史事和三国人物的追慕和缅怀，表现了人们的爱憎、理想和愿望；它们的形成演变本身，也已成为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心灵变迁史。三国遗迹不仅仅是名胜古迹，它是民众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心理结晶的产物。直到今天，三国遗迹仍然富有活力，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流淌于我们的血脉之中。今天的三国遗迹文化之旅，不仅是三国文化的一种载体，也是在延续和发展着三国文化。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在《三国演义》里，“八阵图”是诸葛亮克敌制胜招牌式的法宝。其实，“八阵图”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形制奇特、复杂多变的军阵法则。历史上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是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兵法阵图。这和充满浓郁民间色彩的“八卦图”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在民间总被混为一谈，因为两者都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易经》。图中的老人，把标有“八卦图”的布帘挂在五丈原上，借着五丈原的地气和诸葛亮的灵气，想多招揽几个来占卜的客人。
复原诸葛亮
五丈原，在今陕西秦川的关中盆地西端，背依秦岭主峰太白山北麓，面对着横贯东西的渭河，是一座琵琶形的黄土台塬。三面都是悬崖峭壁，东西两侧下临深谷，只有南面与秦岭相接。这里便是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地方。
历史上的诸葛亮突出品格之一是智慧，但那主要是善于把握天下大势，总揽全局的政治智慧。而在军事方面，他确实并不特别擅长出奇制胜。火攻博望坡、火烧新野都是小说家的杜撰；赤壁大战的真正主角是周瑜；夺取益州，功劳最大的是庞统，诸葛亮是在刘备快要攻破雒城时才率兵入蜀；夺取汉中，刘备是以法正为谋主，诸葛亮则“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南征是他指挥的第一次重大战役，那是在拥有绝对优势下获胜的。持续7年的北伐虽然保持了进攻的态势，但确实表现出“奇谋为短”的缺点：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堪称一个重大失策；战略上把主要力量用于夺取陇右，战术上又总是与强大的敌军正面作战，而蜀汉国小兵少，并不宜大举久攻。因此，五度北伐，无功而返。
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突破史传记载，汲取魏晋南北朝以来民间传说故事，唐、宋、元通俗文艺的养料，展开想象的翅膀，以蘸满感情的笔触描绘了“智绝”诸葛亮，把他塑造为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从此，诸葛亮形象便作为中华民族智慧与道德的化身，巍然屹立在亿万民众中的心中。这一形象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飘扬过海，远播于世界。
五丈原上“豁落城”，是当年诸葛亮在此设立中军帐的地方。我流连于此时，依然能感觉到“秋风五丈原”的悲凉气氛，体会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慷慨情怀。诸葛亮病逝时，享年54岁，正好是他27岁离开隆中草庐后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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