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类思，字再可，意大利西西里人，年出生，十六岁入耶稣会。后入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在江南传教，年给大约七百人施洗。年入川，至首府成都。时有在京川籍大员刘宇亮，任阁老，是汤若望的友人，为利类思致函四川省官吏颂扬利类思，并告其家人，令在家接待利类思神父。于是利类思寓居刘阁老家，与官宦士绅往来，且在刘宅设圣堂，开始传教工作。
利类思是第一个入川传教的天主教人士，年为三十名信徒施洗。随后入教者有官员、皇室后裔等，取得不小的传教成果。但他人单势孤，且又生病，幸而得到葡萄牙籍教士安文思入川之助，遂能发展传教事业，不仅在成都，而且在保宁、重庆等州县给入教者施洗，创设教堂。然而因仇教官员的唆使，僧道大肆聚集反对二神父，企图将他们治罪和驱逐，排斥天主教，在一位入教军官的保护下二神父终于平安无事。张献忠入川，占领成都，利类思和安文思随群众逃往山里，后被张献忠召回成都。起初张礼遇神父，赐予住宅，许传教，并命制造天文仪器。
自此，二神父仍从事传教，有人归信天主教，其中包括张献忠岳丈全家。按利类思所说，张献忠称王的三年时间，第一年确实普施仁政，但张生性暴躁，喜怒无常，嗜杀，两神父亦屡因故遭张猜疑，几至丧命。后张决意出兵陕西，行前血洗四川，两神父见张残暴，滥杀无辜，向张请求离去，张为此大怒，叫把两神父也抓去，准备将他们凌迟处死，狂吼道：“杀！杀这两个奴才！”利类思大胆回问：“你为何要杀我们？我们是修德之人，奉事唯一天主真神。我们未犯法律，你若无故妄杀无辜，天主不久亦将责罚你！”张献忠平息下来，命令将他们收押，派兵防止他们逃走或自杀，并命他们再制造一具天体仪。两神父奉命即时动工，日夜赶造，竣工后即呈上。但张听信术士之言，认为天体有误，于己不利，决意要杀二神父。适值清兵前锋到达，张出探消息，被清兵射死。
二神父死里逃生，为清兵俘获，利类思被刺伤。清兵统帅为肃亲王豪格，在京识汤若望神父，于是将二神父押往北京，年抵京。经汤若望之请，二神父始获自由。年皇帝赐银米房屋，建教堂一座，即东堂，亦名圣若瑟堂。自此，二神父在京传教，利类思也有时赴郊区布道，当时近畿有大堂七所，小堂十四所。仇教案起，杨光先攻击汤若望和天主教，汤因此入狱，在京诸神父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受牵连，在监牢里利类思也被套上九条链子。利类思和安文思于年曾撰写《天学真诠》，弘扬天主教，杨光先作《不得已》驳斥之，于是利类思再作《不得已辩》予以辩解。据安文思说，这部书的题目在汉语中很有意思，有双重涵义，一是我不得不进行辩驳，另一是我对一部书（《不得已》）的驳斥。教案平息后，利类思等神父获释，仍留北京。
王府井天主教堂（即东堂，又名圣若瑟堂）
康熙亲政后，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呈请礼部代奏，请为汤若望等平反昭雪。案子转到由诸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组成的宗人府，由三神父与杨光先、礼部尚书对决公堂。在法庭上，利类思勇敢地以雄辩的口才反驳仇教官员的诬陷诽谤，打动了议政王、贝勒、大臣等。最后裁决恢复汤若望的“通微教师”称号，其他被处决和判刑的官员亦得平反。在利类思的据理力争下，天主教亦被解除邪教之恶名，“并无恶乱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供奉”。年，康熙再次禁教，利类思反复思考，南怀仁再上奏皇上请解除禁令，但未获成功。年，利类思去世。利类思深通汉、满语，多才艺，著述甚丰，诚如其墓志所记，“以数理、语言、文字及已刊诸书，著称于世”。除给张献忠制造了天文仪器之外，利类思和安文思也参加了清初钦天监的工作。他还将西方绘画方法传授给人，据南怀仁《欧罗巴天文学》书中所记，利类思曾献给康熙帝三幅画，采用透视法绘成，受到好评。
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
其汉文著述中最重要的当数《超性学要》三十卷，目录四卷。此书是利类思为向中国人介绍《圣经》及神学，培养本土教士之用，译自神学作者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纲要》，译文未全，目录全译，有安文思补译的《复活论》二卷。据冯承钧介绍，《超性学要》卷首有顺治十一年（）序，称“托马斯详考《圣经》暨古圣注释，会其要领，参以独见，立为定论，若一学海然”。此书虽刊印数量不多，但也为一些国人所知，陆陇其（—）在《三鱼堂日记》中叙述他游天主堂，见西人利类思，利送书三种，“曰《主教要旨》，曰《御览西方要纪》，曰《不得已辩》，又出其所著《超性学要》示余”。安文思在《中国新史》中也介绍说：“他（利类思）翻译了圣托马斯书的第一部，有高深学识的中国人对它极为推崇，我听到其中一个读过《天主性体》（即《超性学要》前六卷）的人，用下面的话来表达他的看法：‘这部书肯定是我们认识自己无知的一面镜子。’”安文思去世后，利类思撰有《安文思神父传略》并有其汉译文《远西景明安先生行述》，其中对两神父在张献忠手下的经历多有记述补充了有关张献忠活动的史实。
《中国新史》英文封面
康熙十七年（）葡萄牙国王阿丰肃遣使臣本多·白垒拉奉表贡狮子。中国不产狮子，所知甚少，利类思应人之请作《狮子说》，介绍狮子的形体、性情等，其中涉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本质，也是首次以生物学角度向国人介绍一种动物。另外，康熙帝曾向他询问西洋人养鹰的事，为满足皇帝的好奇，利类思又撰写了《进呈鹰说》，较详细地介绍了鹰的特性及鹰的疾病等。据方豪考证，这两篇都是译自意大利生物学家亚特洛望地（—）的《生物学》。
安文思，字景明，年生于葡萄牙科英布拉州之佩特罗加斯村。原葡文名字为加伯利埃·麦哲伦，系葡萄牙大航海家麦哲伦的同族。幼年在叔父家度过，其叔是牧师会会员，负责教育他虔诚信主。后就读于著名的科英布拉大学耶稣会书院，十七岁入耶稣会。当他还是一名望道修士时，已请求赴东印度群岛传教，但未获批准，直到完成修辞学和哲学的学业后，才获允年赴印度的果阿。两年后，他希望到日本传教，并前往澳门，在那里教授修辞学。时值一位信教的官员到来，视察员神父便派安文思随他进入中国，协助中国的传教事业。年安文思抵达浙江省首府杭州。两年后，在四川传教的利类思神父患病，需要助手，安文思遂申请前往，获得上司同意后，于年8月28日抵成都，此后两神父结成不可分离的伙伴，共同布道，直生命终结。安文思在四川积极学习并很快就通晓汉语。
两神父在四川传教，给不少人施洗，其中有官员和贵人，取得一些成绩，但也遭到某些人的妒忌和反对。他们煽动成都僧道，掀起一场排斥两神父和洋教的活动，不仅散发攻击基督教的文书，还聚众六千人上告刑部，请求将两神父治罪。幸而得到信教军官阎督（译音）的庇护和县令吴继善的支持，二神父方得平安无事，但更大的危难接踵而至。时值明末之乱，农民起义军动摇了明王室的统治。起义军领袖之一李自成转战几省后，终于在年攻陷北京。另一领袖张献忠也转战多省，最后进入四川，年经重庆直达成都，击败守军，明蜀王朱至澍死。
张献忠遂居蜀王宫室，建立大西国，自称西王，年号大顺。成都居民为避战乱，纷纷逃离，两神父也随之逃往绵竹，后逃往山里。原县令吴继善归顺了张献忠，升为礼部尚书。出自对神父们的情谊，得知神父们的下落后，他向张献忠推荐利、安神父。据安文思记张献忠书中所载，张欣然接受，因为他已听说利玛窦神父的大名及其他神父们在中国行的善事。于是两神父前往成都，到达时已是迟暮时分，未能进入宫室，暂寓于光禄寺。
次日，二人进宫谒见这位国王，国王向他们询问许多有关欧洲的事，他们一一作答，张对二人的陈述感到满意，并且表示他还需要几个月平定全国，处理国政，到时他愿修建一座漂亮的教堂让他们礼拜天、地的主。张把二人送回光禄寺，赐予御桌上的美食、丝绸及两银子，“值许多罗马钱”。张还赐给他们官员的袍服，二人仅在张向他们保证不让他们担任官职，官服仅作为礼节之用后才接受。就在同一天，张还亲自封二神父为“天学国师”以示崇敬。
年冬至节，张大宴宾客，二神父应邀参加，张首座，次阁老，二神父次之，席间张向二神父询问有关教义、欧洲和历算等事，对二神父的回答，张的反应显示出他的洞察力、判断力和睿智，令神父们惊叹不已。安文思写道：“确实，考虑到他的来历，他肯定有能力统治中华帝国，仅仅因他的残暴才不让他成为一个国王，一个好国王。”
二神父应张献忠之请，制造一天球仪、一地球仪、一浑天仪及一日晷。天球仪、地球仪甚大，二人方能合围，天球仪列有星宿及其部位，地球仪则分世界为五大洲，列有国名等。这是继利玛窦之后传教士传入欧洲的天文仪，受到张献忠的称赞。
二神父虽受张的礼遇，而且被安排住在市中心离皇宫不远的住宅，但张性格怪异，喜怒无常，暴戾嗜杀，安文思对此多有记述，所以二人随时有生命之危。张多疑，虽礼待二神父，仍疑二人为外国奸细，借传教士之名而实欲探测中国之事，所以不时辱骂、威胁二神父。张献忠出征陕西，亦胁迫二神父同行。二神父上书求去，触怒张，决杀之。年初，军至西充境，二神父待行刑之令下，适逢清肃亲王豪格率兵至，张亲自出营探虚实，被清兵射死，二人遂得脱，却为清兵所俘获。安文思被射穿手臂，利类思被射中大腿，因豪格的保护，二人被送往北京，途中经历了种种艰辛、饥饿，一年后方到达。
二神父在京初寓豪格王府，后获郑芝龙之助另觅住宅。郑在澳门入教，洗礼名尼古拉，被挟持至京，初尚受清廷礼遇，因见二神父贫困，遂资助建一教堂，供应奴役及生活所需。七年后因汤若望之请，顺治帝始赐银米房屋，并赐地营建教堂，由宗室出资完成，即位于今王府井大街的东堂，又名圣若瑟堂，盖以圣若瑟为北京之保护者。为报帝恩，安文思做了几件欧洲器具进献，同时和利类思负责北京及近郊的教务，给人施洗。
顺治去世后，康熙幼年登基，由四大臣辅政。其间安文思为人诬告给信教官员行贿送礼，在刑部受审，两次受刑，痛苦万分，但坚决不承认犯下被控的罪过，因此被判绞刑，由四辅政核准。幸四大臣以他为外国人，不信他犯有行贿罪，将他释放。
教案骤起，矛头主要针对汤若望神父，但其他几名在京的神父亦未能获免，因此安文思和利类思、南怀仁三神父均被押送礼、刑部受审，投入监狱整四个月。安文思身上系着九条链子，三条在脖子上，三条在手臂上，三条在腿上，还挨了四十杖。判决是，汤若望处以极刑，安文思、利类思等流放鞑靼地。尚未执行时，北京发生地震，天亦出现异象，朝廷因此实行大赦，诸神父得以获释，安文思与利类思仍留京，继续传教工作。
康熙亲政后，安文思、利类思和南怀仁上书请为汤若望平反昭雪，发还封号赐恤。安文思为报答康熙之恩，制造了一些机械物进献，其中有一机械小人，能自行动，又制一自鸣钟，每小时自鸣一次，继以乐声。安文思去世前三月，受刑的旧伤复发，痛苦万分，于年5月6日去世。当时任中国教区副区长的南怀仁神父将他的死讯上报皇帝，康熙派三名官员去吊慰，其悼词中有“念彼当日在世祖章皇帝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况彼从海外而来，历年甚久，其人质朴夙著，虽负病在身，本期疗治痊可，不意长逝，朕心伤悯，特赐银二百两、大缎十匹，以示朕不忘远臣之意”。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安文思在中国虽历尽艰难，却始终未萌退意或离开中国，在京二十九年，仅去过澳门一次，这是难能可贵的。他撰写的《中国新史》一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尤其是北京皇宫，记述详尽，充满对中国的热情赞扬。中国的语言文字，安文思说“很优美、生动和有效，以至你不会把它们看作是字，而是说话的声音和语言，或者是表示与他们生活有关的图画和形象”，为说明这一点，他还特意将《大学》的第一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译为葡文并加以阐述。
安文思和利类思在张献忠朝廷的经历，有安文思自己写的报告为证。这份日期为年5月18日致罗马一神父的报告，题为“四川省和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丧失及利类思、安文思神父的俘囚经历”。此报告显然就是以《一六五一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而知名的著作，对张献忠在四川的活动提供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此外，安文思尚译有圣托马斯《复活论》二卷。
节选自《中国新史（外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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