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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的破坏
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共造成人死亡，人受伤，人失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生活》团队在地震发生后奔赴四川灾区，寻访在这场灾难中遭受痛苦的人们。时任《生活》联席出版人的许知远曾在旅行中到过重灾区之一的北川县，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5月16日，他重访北川。并在年7月《生活》的“汶川·记忆之盒”别册中写下此文——《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时隔8年，昔日废墟早已竖起崭新高楼，但地震带来的创伤仍将影响几代人的生活，也在另一个维度对整个国家与民族打下了深刻烙印。在此缅怀之日，《生活》特将此文分享给各位，是为纪念。
一个国家的悲伤和勇气
文
许知远
▲什邡境内通往深山的广岳铁路及其沿线在震后遭重大破坏年6月
一
去年8月到9月，我与几个朋友在一起旅行。路线是不确切存在、却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从黑龙江的爱晖出发，一直到云南的腾冲。在地图上，这是一条斜线，一位叫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学家在年创造了这条线—爱晖—腾冲线，它也被称作“胡焕庸线”。以此线为界，约有94%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40%左右的东南部地区，6%的人口居住在60%左右的西北部地区。出生于年的胡焕庸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教育，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学习现代知识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被当作拯救古老中国的手段。但是，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国家，你能够帮助她吗？鲁迅不是在年说我们是“无声的中国”—“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这些应说的话......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胡焕庸相信人口与地理是了解中国的重要角度，地图上这条斜线不正说明了为何中国是如此的拥挤，人口的压力这样大。深入了解自身，既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判断，也能从我们昔日的经验中获取某种精神与智力的鼓舞。所以，林语堂在年手不停歇地写作《吾国吾民》—中国历史悠长，曾经无比辉煌，也有很多弱点，但它充满了韧性，总是能从挫折中复原;所以历史学家雷海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完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主要部分，他将年的抗日战争，比作将近年前的淝水之战，上一次战争标志着中国的再生，以南方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导了中国，而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他多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剂泻药，帮助中国摆脱痼疾，重新获得勃勃生气。这些片段总是让我动容。他们让我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代人在面对巨大挑战时所做出的反应的热忱、丰富与深沉。他们的洞察力超越了时间，以至于70年后，仍滋养着新一代人。今天，尽管经过多次移民，我们的人口分布仍遵循着胡焕庸线的划分，而70年过去了，没有著作比《吾国吾民》更诚实与美妙地解说中国，其中很多判断似乎是为这个时代而作。地图上的斜线，不可能成为真实道路。我们的旅行大致沿着它进行，乘坐长途公共汽车我们经过东北的黑土地，在山西浓重的烟尘中穿行，在秦岭中绕来绕去后抵达了风物不同的汉中，然后从川北的绵阳到成都平原，最终进入云南......我们路过很多小城，和形形色色的人谈话，我迅速忘记了试图通过这条胡焕庸线来了解中国本质的宏大愿望，但是和这些不同土地、不同人的接触，却带给我某种更细微的触动—他们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迅速变迁、种种的社会运动，20世纪的中国被各种灾难与实验截成了很多不同的段落，人们必须顽强地在其中寻找平衡，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那个古老中国很多特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他们勤劳、忍耐、富有韧性、随遇而安，另一方面，最近一个时期的气质也改变了他们，他们渴望各种“新生活”、不害怕流动性，甚至胆大妄为，也不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足......这次旅行或许浮光掠影，观察或许不够深入，我试着打破在我的头脑正在形成的某种僵化，并成为了《生活》“发现中国”系列报道的其中一个章节。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你很可能被书籍、互联网、咖啡馆里的谈话封闭起来。你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但是很有可能你只是接受了某种狭隘的信息;即使你知道了，但由于没有亲身的体验，你的知识与理解则流于抽象与苍白;你或许有一个宏观的框架，却没有细节可以补充。双眼、双手与双脚的感受，与电子屏幕很不同。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感情，不是来自于抽象的名词，而是来自于具体的人、山水、食物的味道、对往事的追忆。在很多时刻，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念念不忘，是因为他曾爱上那里的一个姑娘，他的年少时光是在那滴水的屋檐下度过的。也因此，每个人对于他的国家的感受也该是不同的，它既具体又复杂，或单纯或浓烈，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就像是一棵大树和她的树叶，树叶吸收类似的养料，树叶的形状相像，却永远不会有相同的两片叶子。▲什邡红白镇危楼
▲某化工厂在地震中倒塌的厂房
▲广岳铁路木瓜坪站一带危楼
二
绵阳的北川县是这次旅行中的一站。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记得那冷冷清清的街道，我坐在北川县的县志办公室内，和一位县志编纂者的闲谈。那是个气氛沉闷的办公室，有着典型的机关气氛，黄色的写字台，绿色的文件柜，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文员正安静打着字。那位县志编纂者—真抱歉，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则和我们谈着北川县的变迁。他就是那种我在旅行中经常遭遇的中年地方知识分子的模样，一开始羞涩、谨慎，但当谈话展开时，逐渐变得兴奋、并对自己的知识充满骄傲。他说起了自己如何在文革之后考上大学，如何放弃了在绵阳中学教书的好机会，他也向我展示了他刚刚编辑出版的厚厚的地方志，似乎是对他被迫偏安这种小县城的境遇的某种补偿。在谈话时，我偶尔向窗外看去，几个老太太一直坐在街旁，她们的藤椅和她们的年龄一样老。然后，这位业余却热忱的历史学者，还带我们到办公室对面的新政府大楼的广场前，一座大禹的铜雕像正矗立在那儿。这是座新的县城，带有中国很多新建城市的特征—平庸、廉价的簇新，看不到历史的痕迹。和途经的很多小县城一样，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5月16日的下午，我又来了。在从成都前往北川的路上，我想起这位喜好写散文、读历史的仁兄。在途经安县时，我们的车被拦下。拦车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小平头，而女人则是碎花紫色底的衬衫，脑后扎着马尾辫。他们的表情既平静又焦灼，黑黑的皮肤上皱纹深深。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四川话，大意是，他们住在北川县的一个山里村庄，地震发生后，他们被转移到绵阳的体育场。但是，他们的18岁女儿正在北川中学读高二。昨天，医院，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的名单中，都没有女儿的名字。现在，他们想到北川中学的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在说到女儿时，中年女人平静的面孔突然扭曲起来，她开始哭泣。但哭泣的时间持续得很短，随即转为平静了。一路上，她的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眼睛只是盯着远方，迎面的风吹来时，她的眼睛眯起来。通往北川的道路拥挤异常，我和同事先下了车，徒步向上走。最终，我们抵达了北川中学。进入用黄色瓷砖砌成的窄窄校门，我们看到了一片忙碌与混乱，连成一片的蓝色帐篷，绿色的军人、白色的医护人员、橙色的消防队员、深蓝色的专业救护队，还有各种颜色不等的受伤者、志愿者......这里也是北川县的救灾指挥中心。▲厂房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的破坏
▲在地震中毁掉的工业管道堆积在路边
▲人去楼空
校园中心是一大片废墟，4天前，它还是一座6层高的楼房，一群少年还在它前面的操场上嬉戏。如今，五台吊车正巍然矗立在那里。我走到废墟的边缘，踩在破碎的混凝土块上，发现在灰色的硬邦邦的碎片之间，是各式各样的课本。《优化的设计》、《思想品德课本》、《中国历史填充图册》，我不知道如今课本已是这样的大开本的。有两队救援者正在忙碌，一个巨大的水泥柱被吊起—围观者散落在周围，他们中的很多是在等待废墟下的亲人和朋友的突然出现。人们都戴着口罩，既是为了过滤掉灰尘，更是为了隔离蔓延在空气里的尸体的腐臭。距离地震已超过96个小时，也就是幸存者生还的可能性已迅速减小。救援者的动作缓慢，如果你在现场，就会发现在水泥板中将一个人救出是多么的困难，大型机械经常帮不上忙，而用手挖掘又太困难与缓慢。我的同事在一个废墟中心处看到了堆放的、尚未被清理的尸体，柔软的肉体被包围在灰色的、冷硬的混凝土中。我又碰到了那对夫妇，他们也徒步走上来了。妻子向我微微一笑，但是一脸茫然。他们那样无助地看着废墟，他们该向谁去询问，我的女儿在哪里？她在废墟下？还是已被收走？现场混乱，被挖出的尸体面目早已模糊，不幸的父母是那么多，谁也帮不了他们。我身旁，一个穿着浅绿色的T恤、瘦瘦的小伙子摘下口罩，问我是不是记者，然后突然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四年前，他毕业于北川中学，现在绵阳的一所大学里读书。他的父亲被埋在县城里，生还无望。“北川的下一代都没了，”他突然感慨说，“从幼儿园到高中，不知以后怎么办。”从北川中学出来，沿盘山公路而下。从山上滚落的巨大石头不断出现在眼前，从它们旁边绕过时，令人不寒而栗。远远的我开始看到县城的废墟，像是一片倒塌的积木。路上，是形神涣散的灾民，他们正赶往北川中学附近，然后等待被运往绵阳。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他们年轻而疲倦，其中的一些正背着老人，或抱着走不动路的小孩子。当我走到县城时，远望像是倒塌的积木的房屋，甚至开始变得更不真实了。它是意料中的面目全非，但是当它真的摆在眼前时，仍有一股超现实的味道，它们的大部分只能看到残余的一角，或干脆像是一堆水泥材料零乱地堆在了一起，一些保存相对完整的楼房则大角度地倾斜着，保持着暂时的平衡，仿佛一阵风吹来，它们就将轰然倒塌。到处都是巨大的黄色山石，在其中的一个下面，我看到了压成了片状的汽车，另两个巨石之间的微小缝隙里，是一个小孩子的脚，上面是红色的小鞋子。在县城中心的北川中学新校区，则完全看不出昔日的痕迹，上面堆了一层又一层的巨石。唯一可见的是仍旧飘扬的国旗、一个歪斜的篮球架，和白底黑字的校牌。去年8月我走过的街道早已难辨。最终，我找到了那个下午聊天的办公室，它已严重坍塌。而在它对面的原先崭新的县政府也只剩下废墟了，广场上的大禹像倒在地上，依旧昨日的坚毅神情。广场上有矿泉水瓶、废纸、各式垃圾、还有带着血色的棉絮—它是用来裹尸体的。“昨天，这里排着几十具尸体。”一个摄影记者走到我身边说。县城空空荡荡的，散发出一种巨大的悲痛和疲惫之后的散漫，一些士兵坐在马路中央，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方向，偶尔有一具尸体被抬过，一位消毒人员正在上面喷洒消毒液。仍有救援者在营救，但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在空气里飘荡。人们担心不远处的堰塞湖可能会崩溃，瘟疫可能蔓延......我不知道地方志的作者的踪影，也不知道他日后的继任者该怎样记录北川县在年5月12日这一天？▲在震区,人们为了躲避不断的余震,晚上都睡在简陋的床上
三
自从5月12日以来，我的情绪一直在摇摆。一开始，我无意加入那个迅速蔓延的悲痛与同情的潮流，因为很多情感是不需要立刻表达和证明给别人看的。我甚至犹豫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是否应该立刻冲到一线，我恐惧自己像所有人一样被电视画面与网络照片所触动，到了现场却感到无力之外没别的，根本不清楚该怎样理解这一突然性事件。在前往北川时，我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灾区的骇人场面。我的年轻同事们，在深夜，他们坐在废墟旁，看着少年们的尸身被一具具挖出来，排列在他们身旁，夜晚的空气里有浓重的腐臭气息。我不知道他们内心被怎样触动，这场景会对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他们一直欢乐、平稳的人生中遭遇到最重大的事件吧。我相信，这感受一定是复杂的，它不会仅仅是悲痛与同情......我记得5月15日的都江堰的傍晚，有着灾后的宁静，一个戴着口罩的女人面对着一所楼房的瓦砾平淡地对我说，她的妹妹就在下面，已经三天了，生还希望渺茫;而在另一处临时帐篷旁，一家人兴奋地给我们讲解他们幸运地离开映秀镇的过程，外公与外婆却滞留在那里，但他们说起亲人，却仿佛在说起不相干的人;而隔壁帐篷里正传出的麻将声......我们对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态度、甚至是豁达，在很多地区，除去颜色，葬礼和婚宴没有太多的区分。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民族，而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式，这方式则与漫长的传统、特殊环境有关。对我而言，让我心头最为酸楚的，不是那废墟般的城市，不是巨石下露出一只儿童的脚，而是那对前往北川中学寻找女儿的中年夫妇。他们的表情大部分时刻是平静的，有一种在乡村可以普遍见到的木然，那与艰辛、单调的生活有关。他们有大女儿在上海工作，北川中学的小女儿也在准备考大学。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境遇的最可依赖的方式。这对夫妇话很少，可能是过去两天的焦虑已让他们无话可讲，也可能语言从来不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当因为封路，我们的车堵在路上时，他们一句抱怨都没有，只是在那里安静等着。而到了现场，他们看起来那么茫然、无力。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的普通人不就是以个体的沉默、忍耐来承受社会的变迁与系统的失效的吗？当我再度回到北京，情形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对北川县城与这对夫妇的生动记忆，开始被各种信息所冲淡与淹没。在电视与互联网上，那些画面依旧:倒塌的房屋、成堆的瓦砾、绿色军服的士兵、橙红色制服的救援队、踊跃的志愿者、担架上的受伤者，还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与故事—一位老师用自己身体护住四位学生;一位医生一心在救助伤员却无力去寻找自己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子;还有在网络上流传的诗篇—如果它也被称作诗的话—被一遍遍地朗诵。灾难的情绪进入人们的客厅，在餐桌上出现，在公司的格子间里，在出租车上，飘荡在空气里，人们的悲叹构成某种集体情绪......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开始的全国默哀，那时，我在北京东区的万达广场，在林立的高楼中的空地上，某家证券公司的员工整齐地站成四列。那种我很少听到的汽笛声突然响起，所有人都沉默着。3分钟比我想象的更漫长，而且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但坦白而言，它不单来自于对灾难现场的记忆，还有来自于现场的仪式感—人们都安静和悲伤，汽笛声响又是那么凄厉。三天的全国哀悼日过去，渐渐的，一些令人心痛、无奈的事情开始出现——很多人在面对悲剧时被唤醒的同情、善良、慷慨、助人精神，开始被滥用与利用。人们的谈话里，“高尚情感”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阿拉伯的万美元，美国政府的50万美元太少，排列了跨国公司的“铁公鸡排行榜”、冯巩比姜昆更慷慨—于是，那个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够被这场悲剧从此荡涤掉的无比简单、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顽强地再次出现了。最初，我理解并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情绪。一场重大灾难，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能有力的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突然之间，所有的阶级、财富、性别、职业、智力、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人们抛弃掉日常的庸俗、斤斤计较，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地发现了“灾时的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难以长久，这并非令人叹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我们都记得王小波关于芭蕾舞《天鹅湖》的例证，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复让你观看遍，最初的美感会迅速淡化。同样的，那些悲痛的灾难画面、感人至深的故事，经过60个电视台不间断、重复的播放，它也会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更何况，那些故事与情感的维度又是那样的单一——仿佛所有悲痛都只有一种表达方式。这就导致了显而易见的结果—每个人、每种感情都是可以被替换的。至于，这些具体的人是谁，意味着什么，则反而可能被忘记。我很担心这种抽象与替换持续下去，我们会因此难以相信我们仍在相信的东西。正如我在第一部分提及的，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一棵大树上的树叶，我们具有相似性，却永远不会出现两片相同的叶子。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和自身，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绵竹市汉旺镇东汽厂房旁香山寺。地震过了十几天，仍无人收拾摄影：颜长江
同样，对于一个人的祖国，每个人感受也不同，表达感受的方式也不同。辜鸿铭通过褒扬孔子哲学、女人小脚和嘲笑欧洲人来证明中国的优越性，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情感;而鲁迅则是通过不间断的批评，你能说前者比后者更爱国，情感更深沉吗？当抗日战争陷入胶着时，你不能要求沈从文、林语堂，或是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都到前线去;而今天风靡一时的作品《未央歌》，谁也想不到那是烽火岁月的记录，对于鹿桥来说，年轻人的友谊、爱情和幻想，同样重要......这些感受与思想的不同，使我们的国家保持了丰富性，它既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也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鼓舞。我想，这场地震既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它同样给予我们一次重新审视我们自身、我们的社会与国家的机会。人们对这场灾难做出的反应，像是这个国家的巨大的横切面，从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被忽略或遮蔽的。这场悲剧也赋予了我们的国家、每个个人以某种新的情感资源，借助这种资源，我们可能打破昔日头脑的禁锢，或是进行某种新的探索，这正是我们国家的勇气与希望所在。***
本文出自《生活》第32期
摄影：李仁平（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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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记忆之盒
随《生活》32期“天佑中华”专刊推出的纪念别册，以档案袋＋信封的形式将两本小杂志与海报呈现给读者，内容包括《生活》团队在汶川地震发生后赶赴灾区的深度报道以及作家和摄影师以汶川地震为主题的感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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